去巴黎的飞机上，程远把十二页的报告又看了一遍。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小桌板放下来，报告摊在桌板上，纸页的边角用一支黑色的长尾夹夹住，防止机舱里的气流把纸吹翻。他的手指在报告的第五页上停了一拍，指腹在伦敦的票房数据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把报告翻到第六页，上面是星途内容的分类清单——短剧十部、纪录片六部、综艺三部、电影四部。他在每一类后面用红笔标注了目标城市，短剧后面写的是巴黎和柏林，纪录片后面写的是伦敦和巴黎，综艺后面写的是柏林，电影后面写的是伦敦。清单的右下角写着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巴黎做短剧，柏林做综艺，伦敦做纪录片和电影。三条线并行，先做小规模试点，数据好再扩大。”
林瀚坐在他旁边，靠过道的位置。他穿了一件深炭色的薄西装，领口没有系领带，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开，露出一截喉结和锁骨之间的弧度。西装袖口露出半寸白衬衫的袖边，边缘有一道极细的银线滚边。他把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寸，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膝盖与肩同宽，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松松地交握着。他的目光从程远的报告上移开，落在舷窗外面。云层在机翼下方铺成一片灰白色的平面，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平面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带。他把视线从舷窗收回来，看着程远。“巴黎的渠道你联系好了？”
程远把报告从桌板上拿起来，翻到第七页，手指在“le céa”的名字上停了一拍。“联系好了。伊莎贝尔，五十多岁，法国人，做独立发行做了二十年。她的公司不大，但渠道很稳。巴黎的独立院线里，有四十家和她有长期合作。她之前做过三部华语电影的发行，票房最好的一部卖了八百万欧元。我在好莱坞的时候和她合作过一次，她对华语电影的判断很准——她看片的时候不看导演，不看演员，只看画面。她说‘画面好的电影，观众会自己走进影院’。”他把报告翻到第八页，手指在伊莎贝尔的联系方式上停了一拍。“我给她发了星途的短剧和纪录片片段，她看了之后回了一封邮件，只有一句话——‘裂纹里的光，我想在巴黎的银幕上看到’。”
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程远在机场的到达大厅里打开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是伊莎贝尔发来的——“办公室在玛黑区，下午四点。我泡了茶，中国茶。”他把手机递给林瀚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提起行李箱往出口走。巴黎的早春比北京暖一些，机场外面的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道，是下雨之后地面蒸腾上来的。程远在出租车上用法语和司机交谈，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了一下，把伊莎贝尔的地址指给司机看。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领口立起来贴住下巴。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程远，又看了一眼林瀚，用法语说了一句什么，程远笑了一下，用法语回了一句。
le céa的办公室在玛黑区一条窄巷的尽头，和叶诗涵办展览的那家画廊隔了两条街。办公室在一栋老建筑的一楼，门面不大，门框是深绿色的木框，门板上钉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le céa”和伊莎贝尔的名字，铜牌的表面氧化出一层暗绿色的铜锈，字迹的边缘被磨得有些模糊。程远推开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办公室里面比外面看起来大一些，大约四十个平方，靠墙摆着两排书架，书架上塞满了电影海报和发行合同，书架的顶层堆着一摞一摞的dvd，dvd的盒子边缘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电影的名字和年份。办公室的中央是一张长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块深蓝色的棉布桌旗，桌旗上放着一只白瓷茶壶和三只白瓷杯，茶壶的壶嘴里冒着热气，茶香从壶口升起来，在办公室里散成一团淡淡的暖雾。
伊莎贝尔从书架后面走出来。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短款夹克，下面是深蓝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短靴。头发花白，剪得很短，鬓角剃得很干净，脸型偏长，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瞳孔很黑，虹膜边缘有一圈极浅的灰色。她的手指很长，指节不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甲床是淡淡的粉色，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翻书和签合同磨出来的。她走到长条桌旁边，把茶壶从桌面上端起来，给三只白瓷杯里倒了茶。茶是中国的普洱，茶汤的颜色是深褐色的，在杯壁上留下一圈浅浅的茶痕。她把茶杯推到程远和林瀚面前，然后自己在长条桌的另一侧坐下来，重心落在两脚之间，脊背挺直。
程远把茶杯从桌面上端起来，喝了一口。他把杯子放回桌面上，杯底和桌面之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嗒”。然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那份十二页的报告，翻到第六页，手指在星途内容的分类清单上停了一拍。“伊莎贝尔，星途的内容分三类——短剧、纪录片、电影。短剧十部，每部两分四十秒，适合在流媒体平台和影院做贴片放映。纪录片六部，每部四十分钟到一小时，适合在艺术院线做专场放映。电影四部，每部九十分钟到两小时，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