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虽丰却国库拮据。
南朝新立后，因无岁币支出，几近解负一半，又无庞大禁军，军饷支出又减少一大半（南方多为厢军，俸禄低于禁军），总体财政状况尚好。
但无论是卫希颜的强军计划，还是名可秀的富国政略，都离不开庞大的银钱支持。因此，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摆在名可秀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一般而言，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方面：一是农业两税；二是食盐、茶叶和酒的专卖所得；三是商税；四是苛捐杂税收入，例如宣和年间朝廷为联金攻辽的军费筹集设了“经制钱”，当年军税收入就达一千万贯。
这四项税收中，农业税不可轻加，否则易乱民心；盐茶酒的专卖已达到五千万贯，也难有大的拓收；蔡京、王黼当政时立的苛捐杂税早引起民怨，南朝建立后，政事堂便陆续敕令废除了若干杂税和“经制钱”。这三项均不可加，唯一能开源的便是商税，尤其海外贸易前景更广。
在制订“一五国策”时，卫希颜对名可秀经略海事的想法极为赞同。当然，她脑子中转念更多的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扩展，发展海外殖民，建立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更远海域的制海权，在荷兰、英国尚未冒头的几百年前，便确立大宋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卫希颜不擅经济，但她脑子中积累了后世千年的经验，在海外贸易的拓展上有着更广阔的思维，遂搬出来供她参详。
名可秀执掌杭州商盟和东南舶商联盟多年，名花流旗下的产业涉及盐、粮、茶、漕、海运、丝绸、瓷器、造船等二十多个行业，直属帮众三万余，关联人员更是达数十万之众，如此庞大的机构，却在她的运筹下精密运行，蒸蒸日上，其智谋手段非常人可比，在经济方面的才略自是远远胜过卫希颜。
因此卫希颜只需一个提醒，名可秀便能举一反三，并结合当下实际状况思出可行措施，她的智囊团中更不乏商事奇才，抛出个大致思路自有人为她完善。不出数日，发展海事的市舶条法便呈上她的案头，由政事堂提交赵构，平章审议后颁布实施。
新的《海事市舶条法》扩大了舶商私营的权利，官府只购买海货的十之二三，大部分海货均允许舶商私榷交易。
新条例颁布后，东南舶商一片欢欣鼓舞。条例颁布当日，仅泉州一城便新增了五百商人向市舶司购买出海公凭，加入到舶商行列。
名可秀值此时机，召开东南舶商的联盟会议，并持有官方特批的优惠敕令，在舶商会上自是一呼百应，针对各商会的海外拓展计划得以顺利通过。
这场东南舶商的联盟会议积聚了东南最富实力的舶商，在大宋海贸的发展上意义极其深远。
新法的颁布和名可秀的东南之行，促成了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
之后，广大舶商积极踊跃出洋，大宋的海船航行到了更远的海域和国家，海埠流通货物更丰，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海港万商云集，各种肤色的人种汇聚，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国际州城。
到建炎二年底，南朝的海外贸易税收达到一百万贯，并保持高速发展的劲头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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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从广州回到临安时，卫希颜的兵制变革方案已由枢密院编修起草完毕，正好征求她的意见。
名可秀看后提议道：“军器监的改革，放到军队整编后再施行如何？”
军器监的改革涉及到武备制造和火器研发，经手的物件、银钱不在少数，随手捞一点便是大数目，涉及利益方极广，名可秀顾虑的是出现利益纠扯或会对整个兵制改革泼入污水，不若放在大局既定后再推行，以减少变革压力。
卫希颜思量后明白其中之理，点头笑道：“你考虑得比我周详。”
她想了想，又道：“军器监未改革前，火器研发仍放在名花流之下为好。前几天，沈元传讯回千机阁，道是火炮研制大有进展，但还有些关键问题尚需克服。我琢磨着兵改方略颁行后，便抽空往洞庭一趟。”
“到时你可得与我同行。”
她将方案往案上一搁，伸手揽住名可秀纤腰，凑近她耳边低笑：“可秀，我们很久未见……”
名可秀轻笑，两人相拥深吻，一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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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卫希颜提交兵制变革方略，由皇帝与两府宰执平章（即商议）通过，再递由门下省给事中审议通过，呈递皇帝盖印，下诏颁行。
九月下旬，朝廷兵改政令下达施行。
如此重大的变革，按常例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其间若涉及争议便更耗时日；但卫希颜主导的兵制变革从平章、给事中审议到下达政令，前后不出半月，可谓雷厉风行。
这既得益于丁起为首的政事堂全力支持，更基于卫希颜在军事上的威望。
东京守城战、翟固大战、洛阳战役、郾师战役，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为她戴上了一重“无敌统帅”的光环，甚至有评论说当年东京兵败城破，皆因最后没有卫相统军——该评论虽然偏颇，却赢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