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迭，一次次的血流成河吗？中国历史上真正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吗？
这是模式的乖舛还是中国人的宿命？
我感到一阵深及骨髓的悲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边已经出现了鱼肚色。吵醒我们的是楼下传来的一声声喊叫的声音，在马路边设置障碍，阻击增援的一些人回来了，说有人受伤了，让我们赶快给校医打一个电话。
柳月趴在女墙上，听明白后，答应了一声，吩咐我下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自己却赶紧打电话去了。
我下到二楼，叫醒了昏昏欲睡的守卫人员，向他说明了情况，让他们帮我在抽去了楼梯的通道上搭上了一条跳板，摇摇晃晃地下到一楼。来到医务室门前，我看见雨蓬下放着一副担架，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担架上，借着青灰色的晨曦，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人我认识，他就是那个憨直善良叫“大老黑”的中年工人。他还是那么一张黑黑胖胖的脸，只是从那上面已看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两只眼睛紧闭着，厚厚的嘴唇上一点血色也没有，鼻翼也不象正常人一样均匀地张翕，只有一片让人心里发瘮的平静。
抬他回来的四个人正站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说话，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个瘦高个子的人吐出一口烟，说：“我们在公路上检查来往的车辆，一辆带蓬的解放牌卡车冲卡，没冲过去，从车上跳下一帮手握钢钎和棍棒的人，就向我们冲过来，我们早有准备，一阵滚木擂石，砖头瓦片，把他们砸得七零八落，然后发起冲锋，不知为什么这家伙就倒在那儿了。”
另一个矮一点的人鄙夷地说：“胆小鬼，没出息！刚一冲出去，双方一照面，还没有打就被吓昏了。”
我大感意外，大声说：“这不可能，他可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不可能是吓昏过去了！”
他们不再理我，只顾抽自己的烟。
正在这时，那个姓张的女校医穿着睡服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她来到担架跟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把手伸到那个青年工人的鼻子下，突然象被烫了似的又缩了回来，惊呼：“他死了。”
抬他回来的几个工人，两个胆儿小的已经退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剩下的两个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那个校医和躺在担架上的人，那个刚才还说他是被“吓昏了”的人说：“这怎么可能的呢，又没有伤着哪儿，身上一点血星儿都没有，怎么可能就死了呢，只是吓昏过去了吧？”
这时，一群人押着几个俘虏从校门外回来，其中一个中年人向医务室跑来，远远的就边跑边叫：“快看看他身上有没有枪伤，我们抓着一个带枪的了。”
我认出他是我们的刺杀教练，一个部队上的退伍军人，于是赶紧拉亮了医务室门前的电灯。那个吓坏了的校医凑着灯光，战战兢兢地捧着那个青年工人的头，转动着上下左右地看了看，又轻轻地放下了，然后慢慢拉起他身上薄薄的汗衫，这时大家才看见，在他心脏前面的皮肤上，有一滴已经凝固了紫红色的血珠。
那个退伍军人粗鲁地把校医挤到一边，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了一下伤口，抬起头来，脸色沉重地说：“小口径运动步枪。”然后对那两个远远躲着的人说：“过来，把他抬到屋里去吧”。又对我说：“这是个很严重的新情况。我要立即到橡胶厂去找辆车，到工业校去报告贺志纯。你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刚才过去的那帮人，让他们看好那个拿枪的俘虏，不要让他跑了。”
那帮人在大楼一层的一间教室外面，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抽烟，几个年青学生模样的俘虏被捆绑着丢在屋里。当我把刚才的情况和那个中年人的话告诉他们后，他们一脸的悲愤，把手上燃烧着的香烟狠狠地丢在地上，互相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攥着青筋凸起的拳头，就进到关押着那几个俘虏的屋里去了，随后就从那里传出来骨肉搏击和撕心裂肺般的嚎叫。
我的心猛地一紧，惊悸之际，一低头，看到了在墙边立着一枝我没见过的枪，赭红色的枪托，细长的枪管，小巧的枪机，比我所知道的半自动步枪又要精致得多了。
我赶紧返身上楼，回到露台上，向柳月他们讲述了所看见的情况。
大家再也没有了睡意，一齐动手把沙发被子等搬回指挥部去。当我把两床棉被塞到那个木柜中去的时候，一抬头看见那张仍然挂在墙上中学生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留下的纪念照。闻梅、杨南雁、葛利江和我仍然那样满脸幸福地面对着对面墙上毛主席那深邃和慈祥的目光，这使我想起了最后见到杨南雁那天她的那一席话，突然问自己，毛主席当初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呢？难道不是为了号召大家起来造反吗？然而，他是不是知道那成千上万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中，却有相当多数是我们这样的由对他的这一主张并不理解的人们并非为了跟随他才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呢？如果他知道，他该对我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