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在那场大饥荒中死去的亲人？”
我点了点头，说：“我外公就是那年死的，死于因吃了观音土而引起的全身浮肿。”
他的脸上也是一脸从未有过的沉重，说：“我婆婆也是在那场饥荒中去世的，听我爷爷讲，死的时候只剩一把骨头一张皮。”
“可我们还把他当作党，明明暗暗地来保着他。”
“上次在体育馆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本来是与陈旭东划清界限的一次机会，可惜……”
“看来，我们怕是要被这家伙拖下水了。”
“从今往后，我们的日子怕是有些难以为继了，联合才是生存之道，大的形势我们左右不了，在金鳞中学，谷易容也说要批判白戈，我们又正在筹备召开白戈的批判斗争大会，能不能考虑与‘火炬’联合召开这次会议，试探一下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呢？”
“倒不是不可以试一下，但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时，柳月走过来，问我：“你这版腊纸还没刻完哪，那边等着印呢。”她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一阵风似的带过来一阵油墨浓郁的清香。
我连忙将那张腊纸交给了她。
她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白戈批判大会就要召开了，你们写一个会议通知吧。”
想起我和葛利江刚才的一番对话，我试探着问，“抬头怎么写？还是‘全校革命师生’吗？”
她大叫起来：“你神经‘短路’了吧？你看谷易容那小人得志，癞狗长毛的样子，上次赴京红卫兵汇报会让她们参加，倒好象是为他们召集了一个全校大会，给了她们提供了一个在全体师生面前登台露脸的机会，成了我们搭台，他们唱戏。”
葛利江说：“要不要找闻梅问一下，看看她是什么意思？”
柳月不屑地说：“你们找闻梅问吧。”说完转身走了。
当我们找到闻梅的时候，她正送陈焱从大楼里出来。陈焱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正在准备批判白戈的材料，他握住我们的手使劲摇了摇，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转身走了。
我问闻梅：“他来干什么？”
闻梅说：“那天在体育场召开深入批判陵江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我父亲也在被批判斗争的人里，他担心我想不通，特别再次来向我解释。”
葛利江说：“这么大的一个行动，难道你们勤务员们没有开会商量吗？”
闻梅说：“勤务员开过会，只是那时我在北京，时间又仓促，没能够通知我参加。”
我说：“我看那天陵江市的党政领导人员都在里面，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大会，难道就是中学生红卫兵勤务员们一商量就能开成吗？”
闻梅说：“哪里这么简单，决策过程中不仅中学生红卫兵内部要统一思想，而且还要与工人纠察队总部进行沟通，同时还要与市委进行协调，各方达成一致后才能召开。”
葛利江说：“这么说的话，那天的会议也是得到市委的认可的了。”
闻梅说：“那当然啦，要不，我们怎么能把市里的领导一齐都弄到会议上来呢？陈焱急急忙忙从北京回来，就是做这件事来了。”
我说：“怪不得，没几天功夫，他就明显地瘦了。只可惜用心良苦，却功亏一篑。”
闻梅动情地说：“几万中学生红卫兵的命运压在他的肩上，他是真的不容易。现在造反派上面有中央的支持，下面有群众的同情；而我们却是外部有造反派的打压，内部有人造反，即使在总部内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说他左了，一派说他右了，互相势如水火，他现在是左支右绌，心力交瘁。”
望着陈焱走去的方向，我心里却对闻梅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感动，她的父亲被批判斗争，不也让她身陷其中，面临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窘境吗？
我说：“白戈批判大会的材料快准备齐了，柳月让我们写个会议通知，通知抬头是只写中学生红卫兵和红岩战斗队呢，还是象上次赴京红卫兵汇报会一样，通知全校革命师生都参加？”
闻梅斜睨着我们说：“你们的意见呢？”
葛利江说：“这不是来请您的示下吗。”
闻梅说：“你少给我酸文假醋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糊涂。”
葛利江问：“为什么呢？”
闻梅说：“你们想想，他们会同意吗？现在他们是顺风顺水，恨不得把我们都生吞活剥了，你们没见谷易容那个样子，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决不会与我们再有什么‘同台演出’的可能。”
离开的时候，闻梅指着葛利江手中那张载有长篇调查报告《程旭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做了什么？》的报纸说：“把你手里的报纸借给我看看，刚才陈焱还特别对我提到了这篇报道。”
葛利江在把那张报纸递给了她。
金鳞中学的图书馆是靠山根的一座呈L形的二层小楼，北面与大操场和教学楼一路之隔，地势开阔平坦，种了些低矮的槐树，西面紧邻员工食堂，东面和南面种着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