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白戈的批判按原计划进行，中学生红卫兵和红岩战斗队毕竟集中了学校的大部分人才，分十个专题写出的批判白戈的大字报覆盖了学校的主要墙面，每一篇大字报都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剀切详明，逻辑严密，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兴趣，大家第一次看到了这些问题在教学工作中的存在，开始思考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的意义。校园里看大字报的人中，既有本校的老师和同学，也有外校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人，还不断有人来索要资料。于是中学生红卫兵发动起来，自己进行油印，刻腊板的刻腊板，油印的油印，装订的装订，一时间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大楼里直到深夜仍然灯火通明。
然而，社会上的情形与此却是泾渭分明，造反派红卫兵利用两具尸体大肆宣扬“体育场惨案”，谴责走资派和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而保守派却反击他们冲击批判大会是干扰对走资派的斗争，贼喊捉贼、栽赃陷害、恶人先告状、开“打砸抢”的恶例。每个工厂、每个学校及至每个家庭内部成员的政治立场都开始了剧烈的分化，所有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明确自己的立场，参加到不同的阵营中去。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起来申诉自己的观点，自发地召开大大小小的辩论会，街头巷尾都用建筑用的木跳板搭起一个个的辩论台，大街小巷都游弋着装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到处都爆发了不同观点人们之间的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力量上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开始发生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北京传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支持造反派的消息，其次是原先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驻军部队，不事声张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两派的争执保持中立的态度，导致人心向背也悄悄地发生了的变化。
然而，使两派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却与这一切都并不相干，而是几年前发生的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
这天，《陵江日报》社的造反派又以号外的形式表了长篇调查报告《程旭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做了什么？》，揭露了程旭东在一九六○年前后，向中央隐瞒陵江市因数十年不遇的大旱导致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大幅度夸大粮食产量，持续向国内其它灾区大规模调拨粮食，致使陵江市农村在那一段时间里严重缺粮，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同时，还报道了程旭东因此而受到中央批评后，对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人实施打击报复，进行残酷迫害，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
生活在陵江市的多数人往前数二三十年，都是农村人，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家庭都有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农村亲戚。这张报纸发行以后，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那场灾难的惨痛记忆，为对这场灾难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的人们发泄郁积在心中的愤怒撕开了一个从来就未曾愈合过的伤口，立即成为全市人民街谈巷议的热点。
程旭东的形象彻底坍塌了。
一些基层工厂出现了陵江市工人纠察队造反联络站之类的组织，工人群众中的造反力量开始聚集。一些中学生红卫兵也对总部的方向提出了质疑，要求展开路线方针大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
新的分化开始酝酿。
那天，我正将一块刚刻完的腊纸从铁板上揭下来，葛利江捧着一叠油印纸从我跟前经过时，顺手将那份报纸“啪”地拍在了我桌子上。
读了那篇报道，字里行间讲到的情况让我眼圈红了，我想起了我的外公。
我母亲的老家在离陵江市几十公里的农村，她是解放前为逃避一桩“童养媳”的婚姻独自一人逃到城里来的。解放时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成了厂里的一名正式工人，对比仍然是乡下人的舅舅、舅妈等一干亲戚，母亲是外公外婆一家人的骄傲，因此外公外婆舅舅舅妈等乡下的亲戚经常到家里来走亲戚。农村闹大饥荒那年，外公身体有病，断粮之后，在农村住不下去了，就来到我们家。然而这时也正是城市里也十分困难的时候，每月的粮食、猪肉、食油、副食品甚至蔬菜都按人头配给，当时又正值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母亲被工厂“压缩”回家，成了一名编制外的家属工，相应的福利待遇锐减。全家人的生计仅靠父亲一人的工作勉强维持。外公来我们家住了半年以后，我们家也实在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父亲在与母亲吵了一架后，向外公表达了不能再留他住下去的意思。外公在我们家极端困难的时候来到我们家，而且住了那么长的时间，孩子们对外公的印象都不怎么好，当母亲搀着他走出家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们三个待哺的雏鸟般挤在门口的孩子，把拄着的竹竿由右手换到左手，然后抬起右手，向我们缓缓地挥动。这时，他那勾偻着的身子、干瘦腊黄的脸、面颊上那一颗大大的黑痣、以及那眼睛里的愧疚和绝望的神情，象两排尖锐的牙齿咬在我的心上。外公是从农村家里走出来的，应该知道家里的情况，因而在他的眼神里大概已经包括了与我们告别的意思。果然，回去后不久，他就死在那里了。从此，外婆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回来的时候，葛利江看到我一脸的阴郁，问：“你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