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这个关键来分析形势，看待问题。这就使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清晰起来了。
来北京之前，我们去陵江市工业大学，了解了那里的造反派红卫兵起来造反的经过，来北京后，又了解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红卫兵运动兴起的过程，我不认为在运动中给学校的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对革命，因此，我理解陵江大学、工业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动机，同情他们的处境，也因为此，我不同意中学生红卫兵成为与造反派红卫兵对立的一派。
根据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我想，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学生红卫兵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此，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到陵江市中学生红卫兵何去何从，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就如莎士比亚借汉姆莱特之口说出来的那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讲到后面的时候，他激动起来，举手投足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
他的讲话结束的时候也引起了一阵掌声。
在大家讲话的过程中，陈焱不时地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几个字，这时，他站起来说：“来北京前，我跟大家一样，思想比较简单，这几天到北京几所大学跑下来，刚才又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心中的感触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震撼。没想到，仅仅通过几天的参观和学习，毛主席就将怀疑的种籽，反抗的种籽撒播到了我们心中。正是因为这两颗种籽的生根发芽，所以大家才能够提出这么尖锐而有深度的问题。现在我深切地感到，要跟上文化大革命的前进步伐，有太多的问题要反思，有太多的思路要调整。我作为一号勤务员，对以后中学生红卫兵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深感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因此，我决定今天晚上提前返回陵江，向总部汇报这几天的学习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我离开后，北京这边的工作由闻梅勤务员负责。在北京，你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说完后，他没有停留，拎着他的那个瘪瘪的军用挎包，径直向大门走去。我们簇拥着将他送到大门外。分别时，他对闻梅说：“很快接待处就会有人动员你们离开，但有内部消息说，毛主席可能再次接见红卫兵，你们可以以等待毛主席接见为理由跟他们耍赖，有紧急事情找四川省驻京办事处联系。祝你们好运。”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避开我们，我们大家都听到了。说完，他对我们挥挥手，消失在黑暗中。
大家散去时，葛利江将那包药递给闻梅，闻梅打开来看了看，却请他把那些“速效伤风感冒胶囊”分发给需要的同学，我正要与葛利江一起回到体育馆里，闻梅却对我说：“陪着我走一走。”
一出体育馆我们就背对着城市的灯光，走上了那条通往远郊的柏油马路，黑暗中的田野一片寂静，偶尔一辆汽车驶过后，剩下的只有路边的渠水流动时“哗哗啦啦”的声音。我不知道她心里有着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在她没有开口前，我也不便说什么，便与她一起静静地往前走去。
一路走去，闻梅都心事重重的样子，好一会儿才对我说：“谢谢你今天你的发言，照有些人的话，好象我们真的就一无是处似的了。”
我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买药的事，没料到陈焱突然点名让我发言，就讲了这些话，也算是命题作文，既兴发挥，也不知道对不对。”
她说：“你同意葛利江讲的那些话吗？”
我说：“我认为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也不是危言耸听，很可能说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危机感。”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原来以为，到北京后就可以统一思想了，谁知分歧越来越大，就连陈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发生了动摇。”
我问：“他有什么想法吗？”
她迟疑了一下说：“跟葛利江差不多吧。”
我说：“文化大革命，谁都是第一次搞，连刘少奇主席都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何况我们一个中学生，存在分歧在所难免。”
她说“木生，你凭良心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我说：“没做错什么吧？”
她想一想说：“那么，为什么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仍然有那么大的意见呢？”
想起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中受到的启发，我说“回顾我们所做的事，应该说没有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很难说做错了什么，但可以问做了哪些，还有哪些没有做。”
她说：“依你看，我们还有哪些没有做呢？”
我说：“按照中央‘一斗二批三改’的精神，我们没做的应该还是有的，比如说如何评估金鳞中学以前的工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金鳞中学有没有具体表现，白戈校长的办学思想中有没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响，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做，但都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内容和斗争目标。”
她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也对，认真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