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救人那件事外，我们所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形势推动的结果，真没有自己主动地做成过一件事情。我想，你能不能就你所讲的内容，分出几个专题，以此作为基础，我们回去后把金鳞中学的革命大批判实实在在地抓起来，不然我们真没法向大家交待。”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想到回校以后要做的事情，又突然想起了那天卢鹏举说他被白戈抛出来当了替死鬼的话，就问：“你记得那天我们把卢鹏举从火车上撵下去时他说的话吧？”
她说：“记得，怎么啦？”
我说：“他既然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试图跟我们到北京来，肯定有着非常强烈的动机，不知道他返回学校后，会不会节外生枝地搞出些什么事来。”
她想了想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我倒倾向于以为，我们把他扔在站台上，并不能阻止他要来北京的企图，说不定现在就在北京的那个角落里呆着呢。”
我说：“倒也是的，不过，但愿不是如此。”
她忧心忡忡地“现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倒是更担心谷易容，她会不会在我们离开学校的这些日子里，在学校里放起一把火来。”
我说：“如果是这样，就够柳月忙一阵子的了。”
她说：“好在我来北京前已经想到这一点，所以才让柳月来主持这段时间里中学生红卫兵的工作，她们俩是针尖麦芒的一对，要是掐起来也是半斤对八两，至少可以抵挡一阵子，不至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她的话象一颗流星在我心里一掠而过，让我突然想到离开陵江前，闻梅在我们去柳月家时讲的那一席话里可没有这一层意思。如果我们这帮中学生都是糊里糊涂地参加到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的话，我相信闻梅应该是最先具备自己“立场”意识的人。因为，至少对于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大会堂的演讲，她父亲是直接参与者，或者按当时的流行用语是幕后策划者之一，那么，闻梅的所作所为都无不与她的“立场”有关了。如果说这一论断可以成立，那么，会不会真的如造反派红卫兵们所讲的那样，我们都是在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不自觉地被人利用了呢？
就如那天置身于嘉陵江的滚滚洪流之中，我有一种站在地狱的门槛前，无法预知也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恐惧。
我和闻梅虽然从小就是邻居，以后从小学到中学，她又一直是我的班长，但在这么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面对面地进行这么认真和诚恳的思想交流，这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让我深受感动，又一方面又让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点飘浮起来。
这时，我们来到一个公园的大门外，门墙上依稀可辩地写着“紫竹院公园”几个大字。信步走了进去，园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游人，远处的燕山余脉象一溜犬牙交错的黑影，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近处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一派盎然的野趣；高不可测的天幕上没有一丝云彩，庞大星群汇成的银河横过蓝色的天穹，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发出金灿灿的光芒；一弯镰刀般的月亮挂在柳树梢上，在空阔的湖面上洒下一片粼粼闪耀的波光，干爽清凉的秋风从湖上拂过，送来阵阵清幽的荷香；路边的竹丛摇曳，“窸窸窣窣”地筛下一地细碎的光影，草丛中传来蟋蟀们、纺织娘们此起彼伏的歌唱。
我们走到湖边，闻梅掬起一捧湖水，说：“好清亮的水呀，能在这里游一次泳，不知该有多安逸。”湖水汩汩地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闪烁着水银般的光亮。
我也蹲下来，把手伸到湖里，一圈圈的波浪立即荡漾开去，消失在看到不见的远处。
突然之间，日子里的喧哗和纷扰，头脑中的激情和冲动全都在这神秘的夜色中消溶了，剩下的只是一片月华般的清朗和纯净。我的心情便好了起来，那些飘忽不定的意识象倥偬岁月中偶尔出现的“一过性眩晕”，被我用善良的心智和已经建立起来的观念掩埋在潜意识的深处了。
生活象河流一样循着已有的河床流去，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