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竹丛中冲下山来，汇成了滚滚滔滔的金鳞溪。顺着她的目光望去，驻目处是正对面那条瀑布滑出的崖口，蔚蓝色的天幕上映着一座半圆形的单孔石桥、一棵伞一般撑开的黄桷树、一间小小的茅屋的剪影。
老民警把朱成碧叫了出来，告诉她我们来了，然后就站到一边去了。
那个朱成碧年龄并不大，三十多岁的样子，瓜子脸，尖下巴，白皙的脸庞，细细的腰身，一件阴丹蓝的对襟小褂，一双粉色绸面的绣花鞋，仍然风姿绰约。我家住在这里的那段时间里，很少下到这里来，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恶，印象中她是一个谦和随意，与事无争的人。有时候雪萤和我们在一起玩得晚了，她会到我们住的上面去找她，这时候她就会以柔柔的声音细声细气地说：“雪萤，我们回家吧。”从不象有的家长那样对着孩子气急败坏地大声斥责或者声色俱厉地吼叫。
抄家活动由柳月主持，她手里拿着朱成碧家的户口本，一脸肃然地问：“你就是朱成碧？”
回答是：“是。”
“你女儿呢？”
“上医院去了。”
“不是说好了，今天在家等着我们来抄家吗？”
“她今天早上起来，突然肚子疼。”
这时，那个老民警走到柳月身边说：“她女儿有病去医院的事我知道，是我同意她去的。”
我这才感觉这个老民警那句听似无心的“我知道了”并非对我的敷衍，于是便禁不住偷偷地朝他看去。只见他发际边缘已经有了几茎白丝，额头和眼角上也有了细细的皱纹，微微蹙起的眉头下一双眯缝着的眼睛，石雕般地没有任何表情。
柳月再也没有问什么，向她宣读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颁发的抄家公告，然后问朱成碧：“你家藏没有藏得有‘变天账’之类的东西没有？”她连忙否认；柳月又问她：“家里有没有‘封、资、修’的黑货。”她吓得脸都白了，惶惑地直摇头。于是柳月就让她站到一边去，开始了抄家的行动。
她家的陈设一目了然，屋子里一边是一里一外两架木床，一边是立柜五斗橱等木制家具。这些家具虽然有些陈旧了，但仍擦洗得干干净净，帐幔架子上那些雕工精细的花鸟鱼虫仍然栩栩如生，生漆的桌面依然光可鉴人，特别是进门处的一架凤凰牌缝纫机，擦得一尘不染，仿佛刚刚开箱一样。
我们注意到了房屋最里面拉起的一道布帘，拉开布帘，后面堆放的是过去官宦或者绅富人家经常用来当作摆设的物件，有铜铸的释加牟尼和观音大士、青瓷的弥勒佛像和文房用具、木制的祖宗牌位和装嫁奁的木盒、还有一些旧时的书报杂志……这些东西虽然因长久不用，已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但都基本完整。我们将那些东西搬出来，在院子里摆了一地
那天是星期天，别墅里的居民们听说了抄家的事，都来看热闹，小小的院坝、旁边的山坡和石阶上，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看到抄出来这么多的东西，都议论纷纷。
因为这些东西在一般人家里也偶尔有一两件，因此，在如何鉴定什么是“四旧”物品的问题上，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也不可能都搬了去，于是，便挑了几样与封建迷信有关的东西，登记造册，一式二份，让柳月和朱成碧分别签字后，一份交给朱成碧保存，一份交给派出所的那个老民警，那些实物便由我们送到派出所去入库。对于那些祖宗牌位、旧书旧报之类的东西便堆在院子里，准备点火烧了。
正当抄家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葛利江赶来了，他已换了一条裤子，戴上了中学生红卫兵的袖标，跑得气喘吁吁，却什么也没赶上，板着一张不高兴的脸在屋里屋外地转了一圈，来到院子里，一脸的茫然。
柳月不无讥讽说：“我们什么都搞完了，你还来做什么呢？”
葛利江不知所措地伸手把柳月手中的户口本拿过来，漫无目的地翻着，问站在面前的朱成碧：“你既然没有参加任何工作，还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孩子，那么，你买那样一台崭新的缝纫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朱成碧说：“政府每年都发给我们定息的。”
葛利江没再说话，眼光停留在了手里的户口簿上，突然问：“你叫朱成碧？”
“是。”
“你的曾用名叫朱常氏？”
“嗯。”
“你娘家姓常？”
“嗯。”
“什么时候改成现在的名字的呢？”
“解放那一年。”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名字呢？”
“这……”朱成碧开始神色紧张起来。
“这该不是为了庆祝解放吧？”
“对……是因新中国成立了……我想告别过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朱成碧结结巴巴地说。
葛利江打断她的话说：：“你原来叫朱常氏，你丈夫的遗腹子女儿叫朱雪萤，那么你丈夫就肯定姓朱。如果你因为解放了，想通过更改名字的方式，跟你反动资本家丈夫划清界限，那么就应该把你丈夫的姓改过来，恢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