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以前看邓老师的脸，就象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一样，今天一看，成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了。”
“哦——‘和颜悦色’！”大家便一起起哄。
教室里议论纷纷，一片乱哄哄的声音。本来闻梅组织班里的活动是很有一套的，这时却也不知该怎么办，眼看一节课的时间一晃就要过去了，快到放学的时候了，她有些急了，说：“大家赶快写吧，不然会放不了学了。”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旧的教育方法，什么是新的教育方法，怎么写呀？”
“给老师写大字报，是不是就是批评老师，这是不是就不尊敬老师了呢？”
“有的老师就是有亲有疏，对有的同学好，对有的同学不好，我们敢说吗？”
……
就在大家对大字报应该写些什么，谁都莫衷一是的时候，柳月站起来说：“班长，我提一条意见可不可以？”
闻梅赶紧说：“怎么不可以，你说。”
柳月说：“在来了新同学要重新调整座位的时候，邓老师只考虑到了同学们个头高矮的问题，忽视了一些同学眼睛近视的问题。比如我虽然长得高一点，但却眼睛近视，把我调到最后一排，上课时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如果小一点，我都看不清楚。”
闻梅赶紧说：“下来后，邓老师给我布置过，个别同学需要调整座位的，让我报告给她，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收集大家的意见。”她的意思是不同意把这件事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大部分同学仍然附和柳月提出的问题，说：她当初为什么没有先想到这样的问题呢，至少可以说考虑不周吧！一边说一边七手八脚地把一张大白纸摊在了柳月的面前，有两个同学甚至把墨汁倒好，毛笔送到她手里。
这时候柳月却说：“我不写。我一写了，你们都不写，好像只是我一个人对邓老师有意见似的。”
大家笑了，起哄似的劝她：“写吧，写吧，你先写，我们想好了再写。”
柳月仍有犹豫，把眼睛转向闻梅。
闻梅也很为难，想了想，冲着我招招手，说：“‘笔杆儿’你过来。”
上初中的时候，邓老师偶尔会拿我的作文在班上讲评，又让我做了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所以，同学们就送了我一个“笔杆儿”的外号。这时，闻梅对我说：“大家来说，你来写。”然后又转向大家说：“对学校的工作和老师的教学，大家都要提出意见，不然今天不放学，谁也别走。”
班长说了，我也不便推辞，挥笔在那张纸上写下了“大字报”三个字，接着把柳月提的意见写上了。在闻梅的鼓动下，大家你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一共提了十几条意见，我分条列款，一项项地写了出来，其中有的说个别老师一到学校组织下工厂参观时就请假、有的说某某老师在农忙季节的支农劳动中怕脏怕累、还有一条说有的老师批评同学时太尖酸刻薄甚至辱骂学生，其余的除了柳月提出的意见外，大多是对同学分亲疏远近、课外作业留得太多、用粉笔头砸学生等等。
工厂里下班的汽笛和学校放学的铃声一同响了起来，我忙叫大家签名，可是大家谁也不签，反而一哄而散，跑出教室去了。
我叫住已经走到教室门口的闻梅，问：“大家都跑了，落款怎么办？”
闻梅回过头来，看了看最后一页那大半截仍空着的白纸说：“就写金鳞中学高一一班全体同学吧。”
当我写上落款和日期，正准备把大字报卷起来的时候，身后有一个人说：“我还有一条意见，不知道可不可以写？”
我回头一看，才发现杨南雁并没有走，就站在我身后，我问：“什么事儿？”
她好一会儿踌躇，然后一下才了决心似的说：“卢老师不老实！”
我有点奇怪，问：“什么不老实？”
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仿佛我就是卢老师似的，盯得我心里直发毛。
“他摸我们女生！”
“摸你们女生？”我仍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体能测试结束后，他把我们单双杠水平达不到标准的女生留下来补课，在托着我们上杠的时候，两只手在我们胸前乱摸。”
卢老师叫卢鹏举，原来是市里的体操运动员，曾经在全国比赛中获得过奖牌，从体操队退役后，到另一所中学做了体育老师，我们学校建成后就调到了我们学校。杨南雁的话让我想起了他帮同学上杠时，把手伸到同学的胳肢窝下面，托起同学们时的情形，也想起了他那双手掌宽大而又十指细长的手，眉心间便打了个疙瘩说：
“他也托我们男生上杠的，没听有人说有什么不妥的。”
她看出了我心里的狐疑，便急了，胀红了脸说：“我说的都是真的，骗你是小狗。而且当时补课的时候，还有外班的一些女生，你要不相信，还可以问问她们。”
我还从来没见她急过，不写又不行，写又觉得他说的事写不清楚，就将迟迟疑疑地把她的话编成了一段顺口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