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工厂有线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条消息。内容大致是：在军管会和厂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大好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全厂革命职工经过三十一天的奋战，大战“红五月”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目前，已经百分之二百的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广大工人阶级纷纷向组织上表示，决心继续大干、苦干，争取在年底以更大的成绩，向党中央、向**汇报。
接着又播送了一则通知：从今天开始，全厂职工上白班，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以利在今后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星期六上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有的师傅（我们实习的学生把所有的工人都叫师傅）还看着我们窃窃私语，有些女师傅还加上表情和手势。好像我们是异类，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我和师姐的心绷得紧紧的，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
该来的怎么也躲不过，班前会后工长叫我和师傅留下，说是有事情商量。等工段的其他人都走了以后，工长看着师傅和我说：
“现在出了废品，分厂领导的意见，肯定是质量事故。主管政治宣传工作的张副主任提出，要在分厂大会上对简嶲秀同学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简嶲秀同学在分厂大会上做检查。视检查的好坏和认错态度确定是否给予适当的处分。所出的废品又刚好是给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当时对阿尔巴尼亚的称呼）生产的援外产品，政治意义深远。所以，从上到下都很重视。”
工长说完之后看着我，接着说：
“子云，你师父已经给我讲了发生事故前后的大概。你再把出废品前后的经过，给我和你师父仔细讲讲，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同时也可以总结总结，找出预防措施。”
我看了看工长，又看看师父。其实，我很为难，出质量事故，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当时确定的是我带班，不能因为我当时不在，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师姐的身上。可是，刚才听工长说，好像变成全部都是师姐的责任了。
师父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就笑着说：
“工长，你看。这小伙子心肠好，他是想自己承担主要责任。他在私下已经给我说了，理由是说他自己是带班的。”
工长也笑了，对我说：
“子云，我们现在只是了解情况，想办法解决问题。你现在不要考虑谁的责任，只是把前后的经过情形，详详细细的讲给我们听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躲是躲不过的，要救师姐就必须把当时的具体情况讲清楚。于是，我就从在大战红“五月”誓师大会上看见的师姐的表情，到出质量问题前师姐的言行详详细细的给工长及师傅讲了一遍。最后，我也豁出去了，又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第一，师姐是一直想把工作干好，从她在誓师大会上的表情不难看出，她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大战红“五月”的战斗中去的。第二：师姐可能在内心深处认为，我们机台取得的成绩主要是我和师傅的，认为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太少。总想寻找机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自己的贡献。第三：都可以看得出来，师姐虽说个头有一米六，实际上可能体重还不到九十斤。工装穿在她身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另外：我们机台加工的零件都比较大，压紧螺栓都是M24的，扳手是两吋的。因而，我们机台除了责任心、技术之外，不可缺少的还有力气，师姐没有力气紧好螺丝，压好零件。
我说完之后看着工长和师傅，见他们没有表示，好像是在思考。就接着又说：师姐虽然是女生，她实际上很好强，看见我们机台干得很漂亮，而她只能默默的当助手，心里很急。所以，她是好心干了错事，是为了快干、多干而出了废品。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原因也在这里。我明知道她有渴望快干、多干，用以向党表示自己决心想法，却因她身体的原因，没有力气固定好零件。但在我不得不离开片刻的时候，又没有向她说清楚，才造成了这次质量问题。
我说完了，彻底的说完了，就连心里想的都说了。我静静看着工长和师傅，好像是犯人在等着法官的宣判。他们的面部表情阴晴不定，好像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在这间死气沉沉的工长办公室里，三个人都不说话，我是无话可说了，他们好像是在思考，深度的思考…。
沉默，沉默，难耐的沉默。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只感觉是度日如年。
“哎——”。
工长一声长长的叹息，打破了死一样的沉默。
“经过子云同学这样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分析真的有道理。可我们又该咋办呢！”
说话的声音沙哑而沉闷，一点也没有他平时讲话那种侃侃而谈的作风，说话的过程中眼睛老是瞪着一个方向，像是在对我们说，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工长好像才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目无表情的看着我们。
“分厂的张副主任讲，这事情要严肃处理，透露说简嶲秀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出质量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