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企业和顾客错位，是就市场关系而言的，具体来说，是市场服务关系。企业要为顾客服务，要服务得好，才可能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这应该没有疑问。
企业和企业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曾经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以外，企业家才能，是我们最稀缺的社会资源。社会发展到今天，除了体制以外，企业家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者。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大家都可以观察到，经济发展的轨迹是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成功堆积起来的，而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的运筹帷幄。另外，在自主竞争的环境里，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可以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一个企业家的失败却不会给社会带来大的损失。所以，企业家的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即总体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推进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企业家经济。我们期待和呼唤企业家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自主竞争，指拿项目投资者的钱，而不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做市场竞争。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建立亲民形象。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和顾客想不到一块儿去的企业，会被顾客冷落。所以，企业形象与居民素质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标明“可再生”的材料特别好销，这并不是因为性能较好或市场价格较低，而是因为符合人们的环保意识。市场经济绝对不等于见利忘义。在经济利益以外，还有许多更值得珍贵的东西。如果居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的货币选票就会比较集中地投向对社会负责的企业。所以说，保证公平竞争的严格的政府监管和良好的居民素质，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的支持。居民素质高，社会发展就好。我们反对以“企业爱心伞”的回收率之类的东西来评价社会，并不是说居民的素质已经很高。提高居民素质，要以体制和教育为本。政府规范或鼓励的企业行为越是符合经济规律，就越有利于居民素质的提高。古云“慢藏诲盗”，还是有些道理。如果银行为了亲民，也像水果摊那样做生意，把货币摆在随手可及的地方，那会是什么结果？这样的“君子行为”只会误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前头还会有值得欣赏的好戏。好戏连场，贵有平常心。以火车为例，铁老大之所以屈尊俯就，主要并不是因为路局奉献教育的结果。过去也许教育得更多，可并没有多大起色。今天，现实的市场竞争教化他们，不好好提供服务，就要面对被市场和社会淘汰的前景。市场竞争还会进一步促使企业亲民，这是好事，但是功劳应该属于改革开放的路线，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
“无监督”崇拜和“大跃进”情结
秉承有些人所谓“信任消费”的理论，广州《南方日报》的《法律保护你》专栏，曾经出现了一篇《岂可“概不找零”》的文章，一开头就把投币公共汽车的出现，说成是“时下都市人的新烦恼”。作者除了同样对于“投币时还有司机一双雪亮的眼睛‘探照’着”表示很反感以外，竟然以法学专家的面目，说投币公共汽车的运营制度，因为不找零，因为上错了车不能退款，就构成“不当得利”，所以“没有合法根据”。这可真成了大问题。
我们大家经常乘公交车，并不感觉准备零钞是烦恼的事情。偶尔没有零钞多付了一次两次钱，也觉得合情合理，并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要求找零，不是要倒退到一辆车需要两三个司乘人员而且易滋纠纷的运营方式吗？至于已经投币却发现搭错了车钱却退不回来，就责备公交公司“不当得利”，更没有道理。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假如你拨错了一个长途电话，就算你不小心吧，难道不该照付话费，吸取教训，以后聪明一些，反而要电信局把钱退给你？可以想象，这个先例一开，扯皮纠纷一定接踵而至，社会矛盾将马上上升。
所谓“信任消费”的提出，根本上是因为一些朋友老是梦萦“谦谦君子国”里“凭良心，无监督”的社会制度，反感契约观念、契约精神。十年前，首都有关商业部门组织了“文明伞”活动。参加的商场为顾客统一制作一批应急伞，“任何人都可以凭有效证件，无偿领用”，用过以后，可以就近在参加活动的40多家商场中的任何一家返还，给顾客以很大的方便。后来，参加活动的商场增加到60多家。
20000把伞在初夏开始发放，雨季结束清点，仍存有3344把。这本来很不错，可是一些人却因为17%的回收率远低于他们心目中的预期而觉得扫兴。岂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提出新的思路说：北京气候好转，2006年夏天下了30场比较大的雨，文明伞应该周转了30次。所以，回收率的30次方才是17%，这样算出的回收率高达94%以上，差不多九成半。九成半、再九成半……再九成半，30次九成半这么折扣下来，才变成17%。
两种方法算回收率，一种算出回收率不到一成七，另一种却算出回收率差不多九成半。孰是孰非？《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