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教授。教授说：“两种推算方法都对，17%是总的回收率，94%是每次发放的回收率……”可是大家都知道，仅仅依靠20000，3344，和30次方这么三个数据，就算出“每次发放的回收率”超过94%，实在缺乏依据。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我真想不到我们的教授，会那么善于让人皆大欢喜。当然，教授可以说“文明伞考验着北京人”的舆论压力太大，关乎首都居民的素质。但是如此善于通融，人们怎么敢相信？
我们的一些朋友，陷入了无监督崇拜。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世纪之交的前夜，雨伞何幸，因为价钱不太高也不太低，竟成了在神州大地许多地方测试居民素质进步的道具。还有人在青岛市中山路一带开展“东拓文明伞”活动，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我们看到，舆论要把它作为青岛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装饰精神文明建设。结果当然注定失败，报纸电台和电视，却都只是责怪市民。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例子。
包括市民素质评价在内，社会评价是不能随便做的，方案设计本身，就有强烈的导向性。尤其不能谁想出一个花样，就让他到大街上去试一试。就说居民素质吧，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潜在的居民素质都有正的和负的两个方面。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都要有利于发扬市民潜在素质的好的方面，而不是激发消极的东西。南京市一家食品公司曾经“无任何附加条件”在闹市免费发送饮料，误导市民行为扰乱都市秩序，受到行政处罚。这就罚得很好。我们不能因为市民的行为被误导、市民的形象受损害，一味地责怪市民。
各地都有一些商店也向市民提供方便伞服务，任何人可以押金借用，还伞时押金全数归还。有些商店的押金还设得很低，例如广州友谊商场，借伞押金只要10元。这些商店的做法比较合理，既提供了方便，又不会激发贪小便宜的行为。但是这种符合规律的做法，恰恰一无例外都没有得到一些传媒和社会贤达的鼓励，究其原因，只是因为不符合他们梦寐的“无监督，凭良心”模式。如果不是无监督崇拜，何以厚此薄彼如许？
为了论证“文明伞考验着北京人”，有人还说免押借用雨伞是发达国家常见的做法，这就简直是瞎编了。公共厕所免费供应手纸，倒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但是审时度势，我们还不能这样做。至于免费免押无条件出“借”雨伞，真是要把世界远远抛在后面的“大跃进”。那么无条件地鼓吹，失败了老是指责市民素质低，从不检讨自己的策划，难道还不应该做一点反思？
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梦想。这是两千年封建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唐宋以后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违反规律是要受惩罚的。像“大跃进”那样，最后让规律出面来惩罚我们大家，弄得大家饭都吃不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代价就太大了。如果能够在萌芽状态认识到是违反规律自己改弦更张，或者在尚未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由政府出面惩罚违反规律影响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事情，代价可能就少一些。我们不能老是沉重惨痛地白交学费。
回顾几十年来，每当经济发展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总有人鼓吹精神的“大跃进”，制度的“大跃进”，热衷于无监督、凭良心的交易制度试验，热衷于以道德代替法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好，本来是尊重规律的结果。可是发展得好一点了，就有人头脑发热，热衷于违反规律的“大跃进”。历史上，这种“大跃进”情结，这种对于超越阶段、超越规律的精神“大跃进”和制度“大跃进”的情结，一直在干扰我们社会的思维和行动。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