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后是有人会把伞还回去的，不过回收率也不会太高。回收率之所以不会高，是由这项营销活动的做法本身决定的。虽然企业在发放“爱心伞”的时候希望市民用过以后归还，但是希望归希望，并不是契约。如果把这叫做一项活动，那么在契约的意义上，市民参加这项活动，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之所以不设契约地规定还伞的义务，是企业要潇洒地标榜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来凸显企业的“爱心”。企业的这种“爱心伞”营销活动，本来是一件好事。不过一定要明白，就是许多人都不还伞，也应该是早在预算之中的。搞营销做广告，如果满街都有人打着“宝路爱心”的伞，不就达到目的了吗？花比这多得多的钱到电视上做广告，恐怕也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吧。反过来，如果既标榜出于爱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却又责怪市民不遵守条件，那就有点不合理了。企业自己是不会这么责怪市民的。是不是？
那么，究竟是谁在因此责怪市民呢？是我们的一些社会贤达。有些事情，如果处之平常，那还会是好事，如果一定要做大，一定要赋予什么了不得的社会意义，常常就会南辕北辙，把好事弄砸。企业营销有新招，标榜爱心，本来不错，可是我们这些社会贤达，却莫名其妙地要把它拿来作为评价社会的考试，那就离谱了。评价社会，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方案设计本身就有很强的导向性。问一句遇到过伪劣商品没有？可能大多数人都回答说遇到过，你可以得出很糟的结论；问一句现在买东西是否方便了？绝大多数人会回答方便多了，又是一幅光明的图景。策划一项显示爱心为贫困遭灾地区捐献衣物的活动，一定会收获爱心；穿一身雪白的衬衫到工地附近的市区去走一圈，则可以说明我们的城市污染得不成样子。企业发放爱心广告伞，已经做好了全数无归的准备。为企业未能回收广告伞打抱不平就已经够迂腐的了，还要把素质低的帽子扣到市民头上，就更没有道理。
社会评价是不能随便做的，尤其不能谁想出一个花样，就让他到大街上去操作一番。不要说社会评价不能随便做，在现代社会里，就是完全出于爱心的一项活动，也得审时度势，择善而行。试想如果一个企业惦记着有些孩子没吃早餐就上学，决定每天早上在广州市中山路繁华地段向小学生发放餐费，不仅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且连广告利益也不计较，企业名称也不打出来，这比“企业爱心伞”更高尚了吧？可是我想，这样的做法一定会被禁止，不然的话，有关部门要承担行政失当的责任。孩子和市民的心理和形象可能受损且不说，即使只从经济效率来说，大都市的运行环环紧扣，万把元早餐费的恩惠要紧，还是都市的秩序要紧？
说到底，我们这些社会贤达的“君子情结”太重，到了脱离实际的地步。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最推崇的，就是类似饭店“随意享用，随意付款”和商品“无人售货，自觉付款”的交易制度。可惜这类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不给他们面子。企业偶尔这么做，尽管也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只是作秀而已，追求的是广告效应。他们自己很清楚不可能长期这么做下去。偏偏是我们这些贤达，不仅自己老是无端地觉得居民不领情，而且老是愤愤不平地责怪市民。
贤达们不都是饱学之士吗，怎么反而把事情弄颠倒了？这倒并不奇怪。看看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过去只讲接近共产主义的时候才会实现的理想主义的东西，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却不去做根本改造，变成专讲空想主义的东西。谓予不信，请看《人民日报》1996年4月20日第六版的长篇政治经济学论文，不但论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还滑稽地论述运送旅客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运送货物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党的十四大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四年，可是个别饱学之士就是那么食古不化。政治经济学和别的学科不同，关系着我们党的纲领，关系着亿万人民的感情。政治经济学不做根本的改造，上面那样滑稽的活剧，还会一再上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优势十分可贵。做学问的人，要好好体会和整理我们这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贡献于这个伟大的时代。“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说运货的劳动创造价值而载客的劳动却不创造价值，难道还不可笑吗？
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志向，略略体会过心得的喜悦和发现的乐趣。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大概就是心得和发现那样的意思吧，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也是很好的境界。偏偏我们的那些社会贤达，老是把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活得实在太累。是否可以试试，虚心学学我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老百姓。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路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具有很实在的意义。
企业家和顾客的角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