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除信函以外，我都当面开包核对，着实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内心愤然，觉得我不讲人情。
从外面往国内带的也有。那年有人托我给她在国内的妹妹带一个一尺见方的台式梳妆盒。我这位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好朋友，当面把她托带的梳妆盒打开层层展示给我看，不漏过里面每一件细小的物品。
这位朋友在航空公司工作，公司素以服务亲切著称。公司的条例要求，地勤人员和空中小姐，都要热情对待乘客，但是却明确告诫，不要替乘客带送行李。人们从小就受到教育，轻易不要替人捎带东西，如果捎带，务必清楚自己对所带物品承担了全面的社会法律责任。如果对于自己的责任没有把握，那么请收起你那与责任不相称的热心。
十多年前在我们中山大学有一个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举办的盛会。期间，有人通过秘书向主持活动的教授提出，希望安排他向这位学者面赠一件艺术品。这一要求被婉拒。来人最后对秘书表示，东西已经带来了，可否先在这里放一放。教授料到秘书可能坚持不住，命人关照秘书：务必不为所动。事后，教授对秘书说，设想东西里面有白粉这种可能性，你就不至于只是“不理解也要执行”。
东西方的教育和民情，各有所长，差异很大。就上述情况而言，我觉得人家的处置比较合理。中国人一直讲克己，讲谦让，但若过了头，会埋下不和的种子。谈判和契约是经济的要素。可是因为“君子不言利”，传统上我们不把谈判和契约视为高尚的东西，于是做事情不明确责任和权利，结果事后扯皮、翻脸，就成了没完没了的“演义”。其实，越是事前把话讲清楚，越是合作愉快，越可以继续做朋友。现在大家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脸皮上还是软弱。其证据，就是“丑话讲在前头”的口头禅。预先把权利和责任讲清楚，为什么就是丑话呢？
西方人比较个人主义，但是常常也很能助人。不同的是，他们坚持“不求不助”的原则，以免损害别人的尊严，滋生不必要的误会。个人之间也好，企业之间也好，适当的距离，是友谊的健身良方。也正是因为意识到热心常常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在发达国家，你寻求具体的帮助容易，请人为你决策、抉择，却几乎没有可能。越俎代庖，后面是连带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民以“放眼看世界”为标志的文化包容心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是很宝贵的社会财富。十年前听说深圳考虑把“未相约，不造访”定为新的乡规民约的一项内容，说的是如果没有预先打电话联络好，就不要当不速之客贸然登门打搅人家。有人觉得这样做不近人情，但是我和广大深圳居民一样，觉得这才是上了一个新台阶的人情。
我们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改变着我和你。
迂腐观念小插曲
1981年秋，我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不久，大学国际中心主任波拉约谈，希望我给林小姐辅导数学，一学期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酬金是一共500美元。波拉说酬金很低，不好意思，因为是从校友捐款中列项划拨的非常开支，旨在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
原来，这年普林斯顿从中国内地招收了三男一女共四位学生读本科，学校报纸头版头条配照片专访的大标题是：《相隔三十多年，中国回到了普林斯顿》。林小姐出身语言学院，到普林斯顿选修经济学。没想到在美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的平台，离了数学语言，却是寸步难行，可她原来连一点简单的微积分都没有接触过。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来，她是个女生，说实在我有点自私，觉得不太方便；二来，这500美元来得太轻巧，总觉得不便接受。波拉说酬金很低，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丰厚。当时教育部给我们公派访问学者每个月的包干费，扣除自筹医疗保险20美元以外，只有380美元。这个学期也就剩下三个月了，每周四个小时答疑解难，就500美元，还不轻巧得很？
国门打开以来，比我早一两年，就有留学生到普林斯顿，但都是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比，我自忖思想要开放一些。有些人除学习专业以外，尽量封闭自己，可我喜欢多跑多看，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关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政治态度，不大和批评意见比较多的人来往，我却发现在他们划为“右”的教授里面，颇有一些可以称为我们国家的诤友，并且在两国学术交流等方面做过有成效的牵线搭桥工作。记得分发给留学人员的《人民日报》登载过一条农民离开土地打工和做生意的消息，他们多数都为农民不种田忧虑，我却说如果八亿农民里头有两亿不再种田，中国的日子一定已经好得多。
可见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开放的，可是我竟然不愿意接受那么一份差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迂腐”二字。记得办理出国手续时，每人领到700元人民币置装费，一些同事手都有些发抖，因为从来没有持有过那么多钱。确实，那时候中国人穷怕了，穷得怕见钱。
我没有接受这个差事，但是仍然帮助林小姐补习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