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次数没那么多。记得有一次面授完了，林小姐非常为难地说：“王老师，其实那没有什么关系。”她指的是我不肯接受学校国际中心安排领取的500美元酬金。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间就是金钱，民工潮，深圳股市风波，乡镇企业崛起，大邱庄华西村顺德北滘，索罗斯旋风，亚洲金融危机，量子基金栽倒，通货紧缩，经济萧条……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在《价格与市场》一书中我写道，“每个积极生活的人，每个不懈进取的企业，每一级负责的政府，都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想想，如果我有足够的金钱，我要捐款让我们的海军购买航空母舰，巡弋在我们的钓鱼岛和曾母暗沙。想想，如果我国有足够的钱，我们可以做更多很好的事情。
“资源的稀缺性，是一切经济学讨论的出发点。”要紧的是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钱就不会成为拖累。
“敝帚自珍”，可能束缚我们的家庭和社会
大约十年以前，广州市有一个声势颇大的“自行车还家”活动，很得省市和京沪媒介的好评。这次活动的社会效益是好的，许多人以净化、美化社会为宗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活动的意义，可能超出当时当地看得见的具体效果。
但是回顾这一活动，也不是没有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余地。例如，企业赞助与广告同时彩印的“无主车”号码表，竟然不是从小到大排列。读者看到头晕，也确定不了自己的失车是不是在里面。其实，这里只差“一键”的电脑操作，就能够让号码表按照从小到大的规则排列，使号码表的效率提高千百倍。
最可惜的，却是没有趁这场差不多家喻户晓的活动，树立“失车要还家，无主要处理”的观念。车子找来不少，对上号的比例却不大。处置无主车，就成了难题。丢掉，似乎对不起这场人们倾注热情的活动。留下，却是“请兵容易养兵难”。活动已经过去，有关部门却背上了沉重的废物保管的包袱。许多公共场地，特别是立交桥下，挤满了这些蒙尘锈死的铁东西。
怎么办？我看，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不若再花一点力气，把少数尚好的挑出来拍卖，二三十元一部，或者更低的价格，务必出手。实在还是拍卖不出去的，连同那大量锈死的，全部当废金属，送去压包回炉。如果连这也送不出去，那么就算再花一点儿钱，也要当做垃圾彻底处理掉，把我们已经十分有限的空间，还给广大市民。
一个案例，却讲了这么多话，只因为笔者深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美德，现在常常和我们的现状发生矛盾。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敝帚自珍”，说的是自己那把用了多年的破扫帚，别人早瞧不起，自己犹舍不得割弃。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人民的生活显著提高，许多家庭乔迁到带有公共用地的新居。可是你到这些新楼的公共用地看看，常常就会看到一排锈死的自行车。
经济学告诉我们，居民的消费决策，不仅受支付能力的约束，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你有那么多的钱，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去消费；有那么多钱，更未必有那么多空间去消费！这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特别在十分拥挤的广州，更加要紧。笔者是学经济学的，也常常陷入盲目当中。十五年前迁入先前的小居，新旧搭配也算凑齐了家具。朋友平兄看我不弃旧图新，说我真没出息。其实并不是缺钱，但的确是观念的惯性作怪，结果煮成了夹生饭，后来不追加两三倍的预算，就换不回提高家居标准的权利。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似乎大彻大悟：一般人的家庭，只有消费一套家具的权利。
因为“敝帚自珍”，人们一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把旧货市场唤回。可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敝帚自珍”的观念，断送了旧货市场升级换代的前程。
前些年有人慨叹“只有知识分子和旧货这两样东西”掉价，都没说到点子上。知识分子自当别论，而旧货之掉价，实乃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文物之类不算，如果普通旧货的身价越来越高，那算是怎么个社会？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该去的，就让它去吧。掉价，就让它掉价，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黑白电视机，是那些文章的老话题。黑白电视机用了七八年，却还希求卖上百元的价位。请问，是幻想的一百元要紧，还是你那有限的空间要紧？有朝一日，居民该感谢为他们搬走旧物恢复空间的人。旧货市场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这是不是鼓吹铺张浪费？我说不是。事实上，只要掏的是自己的腰包，那么居民乐于“弃旧图新”，还一定会受到开明的政治家的欢迎。本来不必操心起居的总统、总理，也要众目睽睽地到超级市场为孙女什么的买件衣服，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