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黄金是永恒的。黄金是所有金属中最稳定的、最不易于发生化学反应的。它不会生锈、不会褪色，也不会被腐蚀。金币坠落到海洋深处，几千年后被发掘出来，仍是金光闪闪的，和刚铸造出来时没什么两样。人们看重黄金的持久性，也同样看重其千年不变的光泽度。
作为货币的黄金
由于黄金具有这么多合适的属性，所以在自由经济中人类选择黄金作为货币。这不需要任何政府立法，也不需要暴君、独裁者、国王或是酋长来签署相关政令，更不需要心不甘情不愿的人们受到中央规划者、监管者、法西斯或者是官僚主义者的压迫才去承认它。即使在统治者缺失、没有国家分界的情况下，以及在统治者和国家尽全力禁用黄金的情况下黄金也能行使货币的职能。实际上，每次政府发布公告说公民最好不要拥有任何黄金，都不是因为所谓的“野蛮的遗迹”--黄金没有价值，政府只是想独吞而已。深入的观察将揭示：黄金成为货币时，已不需要统治者、领导人、暴君、规划者、政府或者国家去指挥货币系统了。听到这样的论断，那些仔细考虑过前文阐述过的所有连续性灾难的人心中的大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那些灾难都是掌权者操纵货币、损人利己的必然后果。
基于一种可靠的稀有金属充当货币而运行的经济，通常与健康的文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古代雅典人是最早采用可靠的稀有金属货币的群体之一。其结果是，雅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公元前5世纪，希腊是世界原材料的进口大国、制成品的出口大国。没有谁能藐视这种繁荣的物质上的恩赐，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恩赐。那个世纪，雅典给我们贡献了一批精美的艺术品、文学作品以及一些哲学思想--这些我们都已知晓。那是帕台农神殿（Parthenon）的世纪，是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世纪。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时代，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时代。“感谢上帝，”柏拉图（Plato）说，“感谢他让我生为希腊人而非异邦人，生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生为男人而非女人；尤其是，让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在今天，这样的论调可能被视为政治思想有误，但它却说明了，即使是雅典人自己也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25个世纪之后，人们还时常想起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它无疑是人类文明缓慢进程中的一个高点。当雅典人在为自己争创一个历史进程中独特的高度时，邻国野蛮的斯巴达人远远落在了后头。即便是在希腊人的世纪--公元5世纪，斯巴达人也只会把粗糙??铁棒当做以物换物的工具。难怪斯巴达人从未如雅典人一样创造过繁盛！人们注意到，将铁棒视为以物换物的媒介，其灵感来自斯巴达文化中铁与阿瑞斯（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玛尔斯）密切相关。阿瑞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代表了战争与杀戮，还有血流满地的星球。在斯巴达，带着镣铐的阿瑞斯的雕像，其寓意是这个城邦与尚武精神的关系牢不可破。而雅典则由另一种精神主导，而这座城邦名字的来源正是智慧女神雅典娜。正是在雅典城，苏格拉底阐明，辩论已不再是单纯的想法或论点的碰撞，而是一种渐进式改良的行动，一如对白银的提纯。我们不应感到吃惊：白银曾被认为是代表了真相，而“辩论”一词在拉丁文中与“白银”的词根相同。我们同样也熟悉白银的化学名称“银”（argentum），其用化学符号表示为Ag；另外，在西班牙语中，阿根廷的国名Tierra Argentina也与白银有关，17世纪的阿根廷曾被称为“白银国度”（Land of Silver）。
可靠的黄金铸币技术还促进了另外一种文明拥有长达800年之久的繁荣。当欧洲人深陷于“黑暗时代”（Dark Ages）、商业来往仍然依靠牛来充当交换物时，近东⑤和中东地区已经开始享受难以言喻的繁荣盛况了。拜占庭帝国的创建者、罗马帝国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启用了一种重量大约为1\/6盎司的金币。这种金币名为拜占庭金币（bezant），原是发明于公元8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此时启用，除了提高其纯度和均匀程度外，没有作其他方面的改动。随着这种金币逐渐成为公认的价值储备方式、中国和大西洋沿岸地区贸易来往中的标准计量单位，几万个拜占庭金币被铸造出来在市面上流通。拜占庭金币如此受欢迎，人们对它如此信赖，以至于它最终推动拜占庭帝国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随之而来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拜占庭帝国公民的口袋中。就其货币的稳定性和信用度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和拜占庭帝国相提并论。然而，一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拜占庭金币也是昙花一现。拜占庭人开始偷偷地在铸币过程中混入更多的贱金属，从而稀释了金币中的黄金含量。其结果自然是金币信用度的下降，同样下降的还有拜占庭帝国的诚信度。时至今日，这种曾经声望很高的铸币贬值造成的羞耻心仍存在英语当中；英语用“拜占庭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