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比特区更优惠的政策，因此吸引了全球500强纷纷进驻陆家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房价暴涨，浦东的地块实际上已经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在2009年，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上，开发商汤臣集团推出售价达到每平方米12万元的豪宅，导致附近的楼盘均价也跟着达到每平方米4万～6万元，中小型企业无法承受水涨船高的租金，于是许多券商纷纷搬离浦东的高级办公楼。小型券商就不用说了，大型券商，如东方证券，最近已将总部搬迁至一江之隔的黄浦区，而光大证券的上海总部也将搬离浦东。此外，更多企业开始落户上海的闵行区、松江区，甚至周边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其他城市，俨然形成了新一波的集体搬迁潮。
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搬离上海的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公司于1994年11月进驻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是第一家在这里开设大型工厂的外资公司，而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英特尔决定彻底关闭位于上海的工厂，将工厂全部搬迁至成都。英特尔“撤离”上海滩，至少导致1200名员工失业，从而将涉及至少1200个家庭！这些失业人员的房贷怎么还？孩子怎么抚养？新工作有眉目吗？
英特尔为何要搬迁？因为上海的房价太高了！成都的人力成本、土地使用成本都比上海低，外国资本原本就是冲着廉价劳动力来的，如果成本优势不在了，那它们为何还要待在原地死守？它们才不会那么傻呢！英特尔向西进驻成都之后，至少有上百家英特尔的相关企业要迁出上海。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特尔的全球供应商，英特尔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另一类是上海的本地企业，专做英特尔的供货商或物流服务商，英特尔西迁之后，它们只能关门停业。
由此可见，无论是工厂大迁移，还是券商迁出办公楼，虽然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但它们揭示的问题是相同的：被抬高的土地价格似乎拔高了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上却对国家的市政建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生产成本提高了，而炒作房地产能带来更多盈利，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发展生产？
另一方面，计算GDP的方法将未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排除了，譬如主妇的家务劳动或义工的无偿服务。在美国，无偿服务大多是不收费的，与GDP贡献无关。但是按商业公司的估算，无偿服务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价值使得GDP被低估。而在官方的GDP估算中，地下经济这一有价的经济活动也被忽略不计，例如非法贸易或逃税行为，这些也导致GDP被低估。
还有许多价值不是直接用金钱计算的经济活动，也被GDP的计算方法忽略，造成GDP数字不准确或被低估。例如在国家内部进行的非正式的主要商业交易，因为在部分地方的经济部门不易注册，又或者因为以货易货的交易比直接用金钱进行的交易更方便，因此它们甚至延伸至服务领域（比如在中国农村就有这种现象，10年前我出劳力帮你盖房子，现在轮到你帮我了）。
有时，高速增长的GDP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率和浪费。比如GDP忽略了对商品质量的考量。人们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购买价格低廉、耐用性差的商品，而较少购买耐用性强的贵重商品，因此第一种情况体现的货币价值要高于第二种情况，从而使真正的经济增长水平被低估。举例来说，今天的电脑比以往更便宜，功能也比以往更强大，但GDP却只按货币价值来衡量相同的产品，而忽略了质量改进后的产品的增值。事实上，GDP也难以准确地衡量新推出的产品的价值，尽管新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例如在20世纪初叶，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无法买到抗生素和手机，因为早年间这些产品根本就不存在，可如今，就连最普通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样的现代产品。
另外，计算GDP的方法还将不产生净值的变化或灾难后的重建的相关经济数据考虑在内，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就提高了GDP的增长率；医疗保健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体现经济价值的例子，目前，H1N1甲型流感侵袭了全球，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免费接种疫苗的措施，各国的医疗费用也随之提高，GDP的增长率当然会相应提高。但是，这样的GDP增长率并没有太大意义。
此外，GDP从来不能用来衡量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国家可能通过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实现高速增长，或因为错误分配投资，使GDP实现高速增长。前一种情况的实例很多，例如，大量的磷酸盐矿床曾经使瑙鲁成为地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自1989年瑙鲁的磷酸盐??尽之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像曾经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迪拜，完全不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实体经济，而是学美国，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较低的个人储蓄率和高消费水平带动了虚假的GDP高增速，将迪拜从沙漠中高高地托举起来，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里脱颖而出：包括举世无双的独立建筑“迪拜塔”、与白云相伴的“跳舞塔”、辉煌的“迪拜复兴”、绚丽的“迪拜珍珠”、古典风格的“迪拜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