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GDP的紧箍咒
气候变化已然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温室效应，使太平洋上的数十个岛屿面临消失，譬如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恐将难逃第一个沉入海底的厄运。在今后数年，环境继续恶化可能迫使某些地区的人口大迁徙。而各国为大力发展生产而争抢能源，又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动荡。
因此，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人类已经到了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让经济快速发展，还是选择修复地球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而要作出壮士断腕般的痛苦选择，我们首先必须看清在对GDP的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GDP--国内生产总值，或者说国内总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表现的标杆。简单说来，它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而确定GDP通常有三种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在原则上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是产出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方法中最直接的计算方法是产出法，它计算的是每一级企业的产出总和。
如今，GDP已广泛地被经济学家当成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标准，因为GDP能比较快速地确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相对变化情况。然而GDP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指标，其作用却被认为是有限的。GDP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其变动往往是与生活水平正相关的，因此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质疑。不仅如此，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创造保证人类社会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水平，那么把GDP当成衡量标准就是一种悖论，因为GDP没有将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在内。
国际上惯用的方法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数值在0到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到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该系数在0.3到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该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该系数达到0.6以上则属于危险状态，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317，而目前该系数已经超过0.496，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水平。
事实上，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影响长期收入差距减小的速度。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直在就此展开争论：大到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异，小到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平衡已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富人偏爱收集金表和名贵钢笔等，全球1\/4的奢侈品都让中国的富豪买去了，这也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的历峰集团于2009年创下销售佳绩的原因。中国10%的最富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的富人爱喝茅台酒，几万元一瓶的茅台酒更是抢手货，酒越贵销路越好。中国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奢侈品，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意商品本身的价值，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贵”字，东西越贵，他们越有面子，也越能体现他们的成功。
国际上的赤贫线为每天的日常生活支出为1.25美元，贫困线为2美元。中国有13亿人口，每6人当中就有一人处于赤贫状态，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则更多，占了全国人口的49%。可见，中国的贫富两极已经形成。如今，贫富差距已导致剥夺贫穷人口公平就业的机会。比如上海静安区某重点中学在一则招聘广告上公开宣称，应聘者必须拥有静安区的房产，否则应聘者入职后还要为房子费尽心机，那他就不符合岗位的要求。
从表面看，这一事件似乎是表明招聘单位对穷人的歧视，房价过高使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因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众所周知，人才是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然而，仅仅因为没有特定地点的房产，应聘者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工作，这其实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对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但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GDP上。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似乎非常看重、依赖房地产业。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鲜活的GDP增长数据，有了GDP的高速增长，他们才有所谓的政绩；有了政绩，他们才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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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以上海为例。在2009年年初，上海市财政局向上海市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中设定的上海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93亿元。然而开发商疯狂竞价，几乎使土地出让的实际成交价至少达到底价的两倍，有的甚至超过底价的3倍，地价快速上升。2007年，上海市每公顷土地的价格约为2560万元，到2009年，这一价格跃升至4159万元。按这个趋势，中国的地价再过几年就将占整个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到时候，资金全都涌入房地产市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成本增加，这将阻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整体经济陷入衰退。
我们再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0年拍板，将浦东的定位确立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和保税区，允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