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风险预警和财政重组的精细化管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大。
从2006财年起，基于分权化改革，严格的审批制转变为协商制。这一改革给予地方政府举债更多的选择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加顺利、平稳的举债，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地方财政的稳健程度。
地方政府举债首先须经地方议会批准，然后与中央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总务大臣审核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债务的安全程度以确保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性。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满足一定条件下可直接举债，无须总务省批准，但如果相关指标超过一定限额，则需经总务省批准后才可举债。向中央政府借款，地方政府首先要向财务省提出借款申请，此类借款规模受到总务省严格限制。县级政府自身通过发行公募债券融资的能力较强，因此中央政府更加倾向于将资金借给一些级次较低的地方政府（市、町、村）。向银行借款，地方政府需要与指定的银行债权人协商借款金额、期限、方式和利率等相关事项。发行公募债券，与金融机构协商债券利率等相关问题，公募债券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利率差一般在15个基点以下。
风险预警体系的引入，根本目的是通过预警避免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从而导致破产。这些指标限制增强了公众监督地方政府财政稳健程度的力度。在现有的预警体系下，4项指标中的每一项都必须符合规定限额。如果其巾一项突破限额，就需要在中央政府的严格监管下制定财政重组计划，以使指标符合规定。财政重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公共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而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减少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迫使当地居民离开家园。财政重组计划须由外部审计人员每年进行审计，由地方议会批准并向中央政府报告。同时，地方政府每年将计划执行情况向中央政府、议会和公众报告，如果执行中有问题，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出改进建议，财政重组计划的相关法律规定。风险预警体系的引入，对道德风险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有时甚至比市场规则的约束力更强，而且对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1998年起巴西政府果断实施财政稳定计划，全面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效果较为明显。
（一）三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第一次债务危机：外债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巴西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由于国内资金积累不足，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举债。8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国际债务危机，急速攀升的利率大大加重了巴西的还本付息压力，各州都被迫停止了对国外债权人的债务偿还。作为担保人，巴西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国外债权人达成协议，由中央政府接管州政府19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外债，期限为20年。通过债务重组，州的债务成本转移给中央政府，州政府的资金周转困难得到缓解。
第二次债务危机：对联邦金融机构债务的偿还危机。1993年，各州政府纷纷出现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债务的违约行为，引发了第二次债务危机。危机发生以后，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再次达成协议，由联邦财政部偿还部分州政府拖欠联邦金融机构的280亿美元债务，期限为20年。危机初步化解后，联邦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规范各州举债，如规定各州应偿还的债务与其收入的比率高于巴西参议院制定的一个下限的话，则超额部分可以延期偿付，并通过资本化，计入债务余额；对拖欠不还的州，不允许其向联邦金融机构举借新债；对宪法也做了相应修订，明确允许联邦政府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中扣除地方应该偿还的债务资金。这些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起到了一定约束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建立全面有效的债务风险控制机制。
第三次债务危机：债券偿还危机。这是巴西三次债务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1988年修宪后，巴西将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而且禁止各州降低工资标准。
修宪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极高，虽然各州政府名义上提高了工资和福利水平，但其实际支出压力并未凸显。1994年，巴西政府引入“黑奥计划”（稳定经济计划），年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929%急剧下降到1996年的9%。一方面，货币升值使得工资性支出和养老金等福利支出占各州政府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到80%～90%；另一方面，经济稳定计划中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得各类债券的实际利率攀高。在上述双重压力下，州政府开始拒绝履行偿还其债券的义务，金融市场由此出现剧烈震荡，第三次债务危机爆发。中央政府再一次承诺援助，并授权州政府将其债券兑换为联邦或中央银行的债券。中央政府发行中央债券，重新确认地方政府债务，并成为州及市政府的债权人。27个州中的25个和183个市（其债务余额占地方总额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