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良资产率高。尽管经过1999年成立的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管理和处置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1万多亿元，但长期以来由于弄虚作假、贷款展期、贷新还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原来不良贷款比例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贷款质量。2004年5月22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了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其中，中国银行1424亿元、建设银行569亿元。2005年进行了第三次不良资产剥离，工商银行4500亿元可疑类贷款分作35个资产包，按“逐包报价”原则出售，华融公司中标226亿元，信达公司中标580亿元，长城公司中标2569亿元，东方公司中标1212亿元；工商银行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委托华融公司处置。第二、三次剥离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新接收约1.3万亿元不良资产。
二是资本充足率差。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国内外对中国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致看法是：国有银行基本上达不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要求。统计显示，到2000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为4.57%，农业银行为1.44%，建设银行为3.79%，中国银行达到8.5%。只有中国银行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要求，再来看看其他的股份制中小银行，截至2008年6月底，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四家上市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以下，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到2008年6月底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更是在5%以下。理论上，只有核心资本充足率高于5%的银行，才能在补充附属资本之后达到10%的标准。国际金融界曾有评论说：称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有些言过其实，但仍不得不承认国有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低。
三是盈利水平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银行的盈利水平基本上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经过国有企业3年脱困、降低营业税率等改革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略有回升。2007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2007年实现税前利润各为1151.14亿元、1008.16亿元、899.55亿元。数据显示，农业银行2007年经营效益取得历史最好水平，实现经营利润961.32亿元。截至2007年末，农行资产总额达60501.27亿元，但2007年底不良贷款余额为8179.73亿元，比2007年初增加826.86亿元。农业银行2007年实现税后净利润人民币118.72亿元。但排除考虑冲销国有银行的贷款呆账损失和其他资产损失、剔除以贷收息因素、保值贴补支出进成本等因素，中国国有银行盈利水平仍非常低下，说明中国银行已进入到一个“微利时代”，实际上是虚盈实亏。与此同时，各家银行的应收未收利息不断增加，贷款收息率不断下降，分支机构亏损面和亏损金额相当大。
（三）国际化因素
加入WTO后，从外部环境看，外国金融机构将大量挤占中国的金融市场。外资银行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严密的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优厚的报酬和科学公平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这必将对国内银行业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形成较大的冲击。从内部经营状况看，中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的非市场经营过程中累积了不少不良贷款，这不仅对银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较大的压力。还加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在遭受外来冲击时加大了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形成金融风险。
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将增加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一方面，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如何尚难预料。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人，反而扩大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失效。
资本流动及利率制度和汇率制度也将可能加大金融风险。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资本市场开放的前提与标志，是必然的趋势。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之后，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可能加大中国的金融风险。在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市场结构良好的情况下，资本流人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但资本的异常流人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加重外债负担，加剧国内货币、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递机制，从而导致投机性冲击，这又会相应出现资本外逃，加剧金融风险。同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使国家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且汇率制度受到冲击。此外，在金融实行开放以后，要求市场利率代替现行的固定利率，市场供求形成的汇率代替现行的非市场化汇率，而中国当前金融体制的两根支柱恰恰是管制性利率和受控性的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