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扭曲了正常的激励机制。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收入与社会救济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抑制了工作热情和创业精神，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例如，按1996年7月1日的情况，三个子女的家庭月领取2346马克的生活救济金，作为5口之家他们还可以领取940马克的住房补贴，共计3286马克的净收入，大大超过一般人的工资收入。
第三，社会保障机构日益庞大、管理成本增加。
随着保障项目的增加，各国政府建立起了日益庞大的管理机构，雇用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不仅导致了管理费用的增加，而且产生了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据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1995年仅社会保障税的无谓损失就达约680亿美元。
这些最终造成了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国家普遍遇到了困难。主要问题，一是财政负担过重，政府债台高筑；二是经济效率低下，包括国民经济停滞（高福利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和社会保障管理成本上升（社会保障机构的日益膨胀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效率下降，从而对社会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二、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经历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惨痛历史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也是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70多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已建立起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福利制度在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美国尤其如此。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风险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过快造成。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社会保障是美国花销最大的政府计划，2002年社会保障养老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而在2030年它所吸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望达到6.5%以上。尽管美国的职业年金相当发达，但由于目前社会保障项目越来越多，社会保障支付标准越来越高，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的人越来越多，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联邦政府每年支出的4美元中大约有1美元是用在提供社会保障养老金上。
二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险体系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出生人数高达7900万。目前他们是美国收入最高、也是对社会保险体系贡献最大的群体。再过几年他们将开始大量退休，届时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将迅速减少而支出将大幅增加。根据目前的估计，2018年美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将大于收入，2042年这一基金将彻底用光。另据不同预测，今后75年里美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大约在3.7万亿至10万亿美元之间。
三是医疗保险支出的迅速增长给美国政府造成压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若不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至2035年，全美卫生保健方面的花销可能达到GDP的30%，杰里米·D·罗斯在《一项实行负担得起普通医疗保健的进步计划》中提出：“医疗保健费用自1981年以来以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上升，已成为联邦政府、大多数州政府、许多企业和数百万美国家庭增长得最快的主要开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就相继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探索。如1991年，克林顿以实施全民保险作为诺言而当选总统，随后就开始设计和起草医疗制度改革议案。这一改革议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实施有管理的竞争。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是在确保美国医疗质量且具有可选择性特点的同时，实施国民全体保险和抑制医疗费的上涨。结合美国国内面临的各方面的情况，走上了改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漫漫长路。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临社会保障的严峻形势特别是社会保障资金难以为继的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无所作为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运筹阶段。2001年12月，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总统委员会报告》，这一报告认为，建立个人账户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在这种选择方案下，用于为社会保障收益提供资金的10个百分点的工薪税将被分割开来。雇主支付的部分，即相当于应税工薪5%的部分，将分配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专门为所有退休者提供固定的有保证的收益，数额大约为贫困线水平的2\/3（约每月400美元）。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计划，基本思路是让一部分社保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流通从而实现增值，同时降低个人同比例的社保福利所得。
到2009年，美国医疗年花费高达2万亿美元，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