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减少改革阻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政府不得不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来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将个人或特定部门所承担的市场风险转由政府承担和消化，一旦政府不能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们的安居乐业受到威胁，那么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困难和财政刚性支出压力所造成的财政风险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和扩张。
3.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风险传递
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弊端会影响到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的发挥，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缺乏激励，发展缓慢，间接增加财政风险。
首先，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庞大使得政府的连带责任日益加剧。即使像美国等先发国家也因为“银发浪潮”、“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出现运转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增加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其次，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也客观上导致了部分财政资金的浪费。先发国家尝试性地推行了绩效预算制度下的公务员绩效合同制，允许公务员在节约预算资金的前提下拥有预算剩余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并相应的发放绩效工资，但是常态下的公务员薪酬体系仍然是按职位、资历分配，干多干少在分配制度上体现不出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实际上就是变相浪费财政资金。
最后，国企、政府、银行“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格局增加了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和或有债务风险。国企和国有银行公产权特性使得金融产权边界无法清晰的辨认，“信贷软约束”等现象使得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用于财政支出，银行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经营风险，例如，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为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财政和干预银行信贷，不断地给大型企业财团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使得韩国大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度达到70%的风险高位，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直接催生了该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同时，政府虽然不直接投款拨款支持企业，但经常为企业担保或提供保险承诺，这就形成一种隐性的预算开支或责任，直接增加了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和或有债务风险。
（二）财政风险的内因
1.财政制度的不完善
财政制度不完善对财政运行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收支制度不完善。有专家曾指出区分传统国家财政与现代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国家财政对非税收入的严格控制。传统国家财政收入制度的一个典型缺陷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税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税收入，形成了预算外、甚至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的出现导致了预算外资金超常增长，而预算内收人大幅下滑的财政收入矛盾。二是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效益低和重点支出资金被挪用，艾伦·希克曾指出区分前预算时代和预算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财政对预算支出的控制性，前预算时代由于预算制度的不完善，必然会出现公共支出的不规范。
2.财政体制的不合理
财政体制主要调节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也就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关系，一旦财权和事权范围的界定具有随意性，便会使支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现行经济、政治制度性质不仅决定着公众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决定各类政府部门的行为。在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中，一旦财权分配过分的向地方倾斜，就会出现中央财政政令不畅的结果，进而导致各地财政体系的各自为政；与此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缴中央的同时，事权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反而出现事权下移的状况，那就会明显加大地方财政的运行成本，使得地方财政不能不通过其他非正常、甚至违法的手段保障自身的运转，例如，通过政府投融资行为涉足赢利性的商业领域，与社会成员和企业竞争赢利性项目，这些都会造成财政风险的累积。
3.政府行为的不规范
由于各政府部门官员的道德水平与专业能力直接决定着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所以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必然会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由于各级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官员行使的，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官员不仅要正确行使权力，而且要抗拒被权力腐蚀。否则，赋予政府的权力就会转变为官员们谋取私利或集团利益的工具。例如，在中国，越是落后地区，越到基层政府，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就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片面追求政绩。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实施“形象工程”，向当地企业摊派，造成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严重影响了财源的有效增长。或借债实施“政绩工程”，人为地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政策优惠无度。一些地方政府在培植财源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明显高估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发展经济的目标没实现，反而导致财源严重流失。
4.财政监管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