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团体都必须能争取到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才能实现社会的“和”的状态；而“谐”代表人人“皆”有“说话”的权利，即在政治生活中都能够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预算的知情权、公共需求的表达权和对公共支出方向的话语权。由于财政预算体现是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分配，因此也就成为各方关注之焦点。邢天添：《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政权结构不合理，给国家财政的顺畅运行造成困难的可能性。政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不稳定会在不同程度上演化为政治性财政风险。
（四）根据财政的不同功能，财政风险可分为收入再分配财政风险、经济稳定性财政风险、社会稳定性财政风险
收入再分配财政职能是财政客观具有的矫正资源配置结构，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职能。由于社会广泛存在的产品外部性和人们消费的非理性行为，致使市场机制中的价格和竞争两大核心机制往往处于失灵状态，这就影响了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也就影响了社会群体通过“帕累托改进”达到全社会“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自然演进进程，使得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再调节成为必然。但同时一旦把资源配置的职能转交政府手中，面对产品外部性程度、商品和服务间纵横交错的关系、消费结构变化的日趋复杂等社会现实，财政分配也会出现由于工具配置不合理，力度不恰当而导致财政再分配职能难以正确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最终酿成财政风险（
主要的风险酿制环节主要有三个：一是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税负结构不合理；二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三是间接调节手段，比如贴息比例、价格补贴程度、财政投资比例、税收分配程度等的实施力度未能恰到好处。
）。
保证经济稳定与健康发展是财政所履行的协调社会总供求的均衡关系、相互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凯恩斯早已论证了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自动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协调的必然性，许多国家也利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实施了宏观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们对经济周期性运行规律的认识未必深刻，对各种财政政策手段的作用过程、显效时滞等的把握未必准确，因此，无论是财政自身的“自动稳定器”，还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都未必能够适时、适度地烫平经济波动。在我们对经济波动的方向和趋势判断有误时，甚至可能与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导致严重的财政风险。
社会稳定职能是财政客观聚合各类人群、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都证实，市场机制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必然出现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名字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这么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但是事实上人们在收入分配的确切差距、差距过大的确切数值、缓解差距的方式选择、公平和效率的综合权衡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政策制定完全有可能出现偏差，调控力度也未必到位，难以将收入分配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危及社会稳定。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 RobertK·Merton）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五）根据风险主体不同，财政风险分为中央财政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