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接近的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和蔼可敬，待人十分平易。我在他面前总是能够畅所欲言。宗庆后的思辨力很强，一旦谈及关键问题，他从来是反应很快、很准，总能抓住本质。达娃之争打到一年左右，我常常很惊奇地听他与律师们讨论他原来几乎一窍不通的法理法规，这时的宗总，很像一个法律专家。我内心暗自称绝，也活该达能倒霉。达能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对法律近乎一无所知的宗庆后，会迅速成为一个法律诉讼专家。长时间与宗庆后接触，可以感受他身为名门之后的孤高与自傲，难怪业界都认为他不食人间烟火。
我为什么要打光明之仗
达娃之争一起，我就坚定不移地站在民族产业的一边。但是，争端之初，娃哈哈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
首先，在法律关系上，达能将矛头直指品牌侵权和同业竞争，把宗庆后说成合资期间另立山头，侵犯合作方利益，偷用合资企业品牌，剥夺合作方管理权，等等。此等做法实在是法理法规难容。
其次，在政治关系上，达能到处控告宗庆后国有资产问题，后来又爆出宗庆后偷税达2亿多元人民币，这种人怎么能容忍？
再次，在道德关系上，达能不断抛出宗庆后的“丑闻”，什么国外身份、转移资产、滥用名义，宗庆后被说成为家族利益欺骗百姓，拿民族大旗掩盖其个人私利。
另外，在管理关系上，达能把宗庆后说成独断专行、个人专权、排斥合作的个体户，是现代管理无法接受的管理者怪类。
最后，在商业关系上，达能指责宗庆后出尔反尔，过河拆桥。特别是在这次收购问题上，明明签好了合同又反悔转让，拿国际合作规则当儿戏。
达娃之战伊始，宗庆后与跨国公司的这场正面交锋，便处在极其不利的状况下。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发表文章批评宗庆后，说他严重违背契约精神，并用民族主义断送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不少人向我断言，娃哈哈必死无疑。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宗庆后呢？除了我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产业情结之外，我对达能董事长范易谋的威胁之辞十分反感。他对一个长期合作者放出狠话，让宗庆后“后半生生活在诉讼之中”，给人强烈的屈辱感，的的确确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
为此，我决定抓住达能的法律漏洞，在光明乳业开辟第二战场，分散宗庆后的战场压力。
光明乳业是我们十年前的老客户，我与王佳芬的关系很近。光明与达能的反目更早于达娃之争五个月。光明的律师吕洪兵事后曾经告诉我，达能甩掉光明与蒙牛合作后，他为王佳芬策划过“小股东革命”，而和君创业是最合适的人选。达能与光明的合作历史我十分了解，是在达能最困难时开始，光明一次又一次为达能解难，达能一次又一次伤害光明感情，损害光明利益，抢夺光明股权。总之，达能是一个用同业竞争压迫光明的不良合作者。为此，我们和君创业买了100股光明的股份，并以光明小股东名义状告达能，从而给达能一次有效打击。
2006年6月，达能境外起诉宗庆后妻女，我在娃哈哈最困难的时候写了致达能的公开信，在6月14日的《中华工商时报》发表。我跳出“单纯契约观”的误导和局限，系统分析了达娃之争的本质，着重从四个角度批评了达能公司超契约范畴的法律失策、经济失误、道德失态和政治失常。
所谓法律失策，是我认为达能与娃哈哈的双边合同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达能用违背国家商标管理法律的阴阳合同指控娃哈哈商标侵权，是一种有违跨国公司守法常理的怪异行为，必定带来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
所谓经济失误，是我全面批评达能进入中国之后的并购战略，认为达能全行业并购众多知名品牌，不顾利益冲突通吃同业公司股权，一定会产生包括同业竞争在内的各种法律问题。同时，达能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文化，又在放任中方管理的同时，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手段增持股权，步步紧逼地控制对方，这又必然潜伏下严重的文化冲突。而在社会环境大势向国家经济安全聚焦之后，达能竟然不惜卷进一场政治战争，坚持兵戎相见。这一切行为，都是一个国际大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中不可理喻的重大败笔，必然导致其走向全面的战略危机。
所谓道德失态，是我认为达能在利用中国的反MBO情绪和社会仇富心态，想借助中国的反改革势力达到置宗庆后于死地的目的。2007年6月，达能在斯德哥尔摩提起仲裁，紧跟着又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在这场诉讼中，达能犯了三个致命的道德错误。一是违背中国法律的违约赔偿法理，提出了高达上百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请求（1亿美元加上诉讼3～4年中每月2500万美元的增加额）；二是在美国控告宗庆后的妻女，揭露娃哈哈的境外离岸公司，公开打出了反改革的政治牌和煽动仇富心态的道德牌；三是有失大公司风范地公开威胁对方，要“让宗庆后后半生生活在诉讼之中”。这些举动都已远远超出了收购兼并的策略手段范畴。众所周知，敌意收购从来是成本奇高的下策，而达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