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压力又伴随全球油价与粮价暴涨而不断加大，迫使中央推出更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引发了2008年的中小企业危机。这时，房价物价的民生问题与就业困难的民生问题冲突加剧，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天平。因此，如何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成为企业家阶层与平民百姓都在参与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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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群体：企业家与政策改变力
浙商兴起
80年代末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浙商被称做“温州模式”，他们以小作坊式的工业作为起点，以灵活的市场竞争能力为支撑，开始向全国进军。到了9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紧缩造成内需的不断收缩，导致以上海为中心的竞争性产品制造业全面衰退，这反而为民营为主的浙商的崛起和其制造能力的外向型扩张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各地浙商纷纷聚集能力、扩大产能，走出了一条“低成本制造文化支撑下的浙商经济发展之路”。这种文化被人们概括为“个众文化”，即一个企业打开一片制造业天地后，整个周边企业从众性地跟随，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协作的机制，最后将这一产业群推上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业的舞台。
截至2011年5月末，浙江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257家，累计融资227392亿元。Ａ、B股上市公司200家，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98家，约占全国中小板600多家的1\/6，紧随广东排名全国第二，创业板19家，数量居全国第三，境外上市公司57家。
2010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2722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412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745亿元，分别增长32%、123%和121%。
到了2003年，浙商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广东的企业家纷纷北上学习浙商，全国展开了总结、传播浙商经验的热潮。
浙商瓶颈
就在浙商被人追捧之时，我与美国的华平基金在浙江拜访了一大批全球第一的制造企业，发现了一个很令人吃惊的现象，即当时的大多数商人满足于自己制造业大工厂的现有竞争地位，紧紧把控自己制造业现金流的钱袋，拒绝职业化，畏惧品牌化，没有上市动力，不希望外人投资，故步自封之势非常明显。
为此，在2003年的第一次浙商大会上，我们开始传播我们的价值理念。这次大会共有2500名浙商参加。
我在这次大会上全面分析了浙商面对的四大瓶颈。
第一，产业瓶颈。我们认为浙商在全球的经济分工中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制造业低端环节，仅仅是美国的OEM工厂、日本的下游承包企业，在产业链条中没有任何谈判地位，并永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着未来全球资本关注中国，各国际品牌公司、流通公司都会纷纷转入中国的制造环节，来扶植新兴的企业。同时我还认为，随着沿海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自然上涨，因此，固守沿海地区继续从事低附加值产业链的运作，浙商迟早会碰到中国内地企业的挑战。因此浙商不提高危机意识，不进行全面的战略提升，不真正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拥有全球经济信赖的品牌能力，势将碰到严重的危机与挑战。
第二，明显的管理瓶颈。在浙商原有单纯制造能力的基础上，是可以由家族化的简单管理来支撑的。但是，一旦浙商真正确立了自己全新的战略，要向大公司大品牌提升，要走向全球，要进行技术创新，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就一定要从家族化的管理走向职业化管理，任用大批职业化人才来提高管理的素质和水平。这是浙商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三，资本意识上的瓶颈。随着浙商向品牌化发展，变成真正自主创新的大公司，随着大批职业化经理人才的不断引进，资本开放化就是它的必然选择。从职业经理人的激励角度来看，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有追求长期激励的强烈冲动，希望公司上市增值。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有天然的扩张冲动，不满足于原始积累来缓慢发展。因此，职业经理人有强大的动力，要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取得更多的发展资金，通过资本增值把浙商从地域性公司变成全国甚至全球性公司。未来走向资本开放，是浙商必然面对的一种选择。
第四，产业资源重组上的瓶颈。作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制造业浙商，一旦取得了大量的股市资本，就会推动企业走出原有制造业范围，向大公司更高层次的功能和能力提升，而这一提升过程就会伴随着大量的要素重组、整合。同时，伴随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不适应，浙商一定会走出浙江，向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扩展，那么收购、兼并、重组、整合和投资，将是浙商需要学习的重要领域。
在2003年的浙商大会上，我是一个另类，被大多数参会者嘲笑和批评。但是，仅隔五年，我当时预言的很多问题，开始在浙江以至整个沿海地区全面显露。进入2007年以后，中国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