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三个部分对2008年的宏观经济紧缩提出强烈置疑。
第一，现行调控政策出台的判断基础存在重大的历史性失误。其一，经济过热才需要紧缩，而2008年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在连续5年高速增长后开始明显下滑。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投资、消费、出口这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增长率都明显低于上年；其二，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不是80年代面临衰退的美国，而是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高峰期和经济全面崛起的发展大势之中，不能采用经济滞胀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其三，2007年以来的新一轮通胀的原因具有明显的国际外来性，一方面是国际石油涨价所致，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引发了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所致，因此用紧缩银根的方法治理完全是“头痛医脚”的政策错位。
第二，目前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明显的方向性错误。该政策不仅实行全面性的货币紧缩，而且采用行政限价和政策补贴的方式，特别是行政手段干预和限制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压力日增的通货膨胀，不仅明显违背市场经济方向，而且必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崛起之机造成对生产力的直接打击。由于方式错位，也将难以解决通胀问题。
第三，应全面而迅速地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在宏观层面大幅提高人民币币值，取消对油价的补贴并放开价格，将石油经营向民营企业开放，并终止继续紧缩银根的做法；在中观层面以各种手段加快企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并全面推出产业升级政策，对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进行全面扶植；在微观层面则是适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其优胜劣汰的配置功能。
春节期间，我碰到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谈到对政府政策，特别是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的看法，我们的分歧极大。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企业家狭隘利益的代表，缺少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常识。在我看来，他是西化经济学家错位思维的代表，缺少最起码的中国国情认识。争论之后，我很快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弄懂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三个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经济坐标选择的错位。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今天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时代，我们的竞争参照系必须是也只能是整个全球化的竞争格局；目前，中国的消费品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受到明显挑战，重化工业和高科技行业面临巨大机遇，并处在重要的转折提升和成长时期，这和70年代日本、80年代韩国的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在这样的发展时段中，扩增供给而不是限压需求，才是解决宏观失衡的人间正道。银根紧缩只能是慎之又慎的辅助性手段，不能像我们多年来那样当做家常便饭。
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形势判断的错位。即文章中提到的“下滑”而非“过热”。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中，因为判断失误、紧缩过头而引发“通缩”麻烦的已不乏其例，政府常常更热衷和习惯于“效率”更高的行政权力压缩手段，使中国经济不得不忍受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干预的二遍苦、二茬罪。
第三个错位是经济理论依据的错位。基于前两项错位，中国多年来的宏观调控都倾向于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成熟发展阶段上的货币主义理论，以为这是普适于所有国家的共通理论。由于中国整个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仍处在紧迫发展时期，更应注重于中观产业政策扶植和微观企业择优支持方面。
总之，中国的宏观政策已经到了非要彻底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这，正是众多企业翘首企盼的头等大事。宏观调控动不动就打击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中最有活力部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就在我的文章发出两三个月后，中央及部委一级的研究机构开始对此次宏观调控提出严重质疑。全面紧缩变成了“一保一控”（保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紧缩政策由此回转。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震醒了中国的理论家和官员层。中国的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从紧缩转向了积极的刺激，将企业的利益、百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贯通一体。
为了更准确地透视这一时期的政策难题，我们选了两个咨询案例，由此分析政府政策的国际接轨趋势。
浙商转型--从制造大省到衰退大势，中国需要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扶植政策。浙商从90年代崛起，到世纪之交达到鼎盛期。2003年，我们在第一届浙商大会上预测了浙商外向型制造业的危机。五年多的实践，浙商在多方面加快转型步伐，积累了大量转型经验，进入2008年后，浙商日益重视国家政策的作用，在刺激内需、银行信贷、汇率升值、产业西移、产业升级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形成了诸多企业家共同关心的议题。
隆基泰和--从过热大浪到分化大势，中国需要和谐平衡的经济政策。2005年开始，我国房价开始飙升，中央政策为了民生，不断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但中心城市的房价越打越高，完全脱开了工薪阶层消费的能力。2007年以来，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