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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缆一案，包含着企业家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即一旦到了全社会的经济低谷期，该怎么办？上缆作为国有企业，历史上赖以生存的空间主要是计划经济下的基本建设投资市场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订货，在经济、货币、投资突然紧缩的情况下，赖以生存的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缆固然尽力采取了各种方法以摆脱困境，但其措施均治标不治本。比如南北两大公司联盟等。但市场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电线电缆正从国家消费转向市场消费和民营化的消费供求，这时需要对经营手段方法进行根本性调整，而我们的国有机制在这次危机中暴露了很深层次的问题，整个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市场波动，不善开拓全新的或补足所缺的市场化能力，这些全新的问题甚至很难进入当时企业家的视野。
尽管在我看来，当年的治理整顿把中国经济突然扔进了冰窖，在调控原则及具体做法上都有较大的消极作用。但从正面去理解，第一次经济低谷对传统国有企业有着重要的警示。套用《菜根谭》里“念头稍异，境界顿殊” 一句话，用在上缆当年，叫做“机制稍异，生死两途”。上缆案例表明，遇到外部的危机性环境时，不能够走出传统计划经济的企业家和企业，必然被市场经济淘汰；而能够迅速把握新机会、新成长点的企业家，就会走出困境。
20年之后我们所顾问过的那些汽车零部件民企所遇的外部压力和环境难题，似乎比当年的上缆所遇犹有过之，但它们能挺过来而上缆却不能。由此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眼界有限，可利用的转型空间也有限，因此很难像90年代中期和后来的21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中很多企业那样转型自救。毕竟，外部环境常常是无法选择的不可抗力，但企业家本色的试金石，正在于发生危机或市场风波时的临危不乱和多出善策，正在于不同的机制内涵会有不同的市场发挥。那么保持和更新企业自身在机制动力上的“优质基因”，永远是企业家们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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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企御寒：企业家与转型转轨的关系
温州改革开放概况
改革开放前，温州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当时的情况是“三少一差”。即人均耕地少，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33亩；国家投入少，新中国成立后到1981年的三十多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655亿元；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的可开发的矿产资源；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火车，仅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路况很差的104国道。温州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一个薄弱基础上起步的。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改革按照邓小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解放思想、大胆起步，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温州从“一辆车子（发展商品经济）、两个轮子（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起步，找到了最低投入的有效启动点，开创了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局面；第二阶段，从80年中期到90年代初期，温州在家庭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创造了温州经济格局的新优势；第三阶段，“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温州开展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实行质量立市，集中解决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第四阶段，党的十五大以后，温州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东部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市进入由提前实现小康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发展阶段。
由此，温州经济奇迹般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292557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35亿元增加到4114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51亿元增加到14981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1141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42264元，增加到2010年的31201元，远高于长三角16城市，排名江浙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