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市区建成区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2002年已发展到120平方公里；原来基础设施很落后，现在温州已经成为交通部确定的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温州港成为全国25个主枢纽港之一，温州机场、温州火车站客货运量名列全国同类场站前茅，温州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电话号码升八位的地级市。
80年代的温州模式
在中国经济治理整顿和紧缩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短缺经济时期，国有经济是利用历史传承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快速发展的，一旦市场发生急剧变化，国有企业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僵死的运营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吃大锅饭问题、缺少动力激励等一系列矛盾暴露出来，并使它们在“急刹车”的经济环境下难以生存。与此鲜明对照，乡镇企业却如雨后春笋，长出了三种代表性的模式。
其一是苏南模式，起步于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该模式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多采用乡镇及村的二级集体所有制形式，并与城市或大城市的工业及科研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和广泛的相互渗透。
其二是珠三角模式，发祥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该模式借势于广东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大搞“三来一补”型与对外合资合作型企业，积极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创造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模式。
其三是温州模式，也是最具有“草根市场”特色和最具意识形态争议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自然资源和国家投资都极为匮乏的浙江温州，以“个体市场主义”的方式默默而迅速地发展蔓延，以最不起眼的日用小商品加工为主导产业，以个体生产与家庭作坊的“十万大军”，采取“蚂蚁啃骨头”方式，以少积多，聚沙为塔，创造出华东乃至整个中国少见的由最穷变最富的奇迹。这一奇迹曾因80年代早期“打击投机倒把、枪毙经营商贩”的逆流（即“柳市镇八王事件”）而遭受重创，但最终得到平反，重新走上快速增长之轨，也因此生长出一批由作坊变巨头的顶尖企业。温州也因此一度成为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神奇热土。
怎样看待这些乡镇企业，特别是温州模式下的乡镇企业？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争议极大。很多正统思维将其毫不客气地视为“个体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温州模式，更是被媒体称为“始终站在政治的悬崖边上”。正是顶着这样巨大的压力，1989年年初我们筹划了民营企业系列研讨会。对个体经济和乡镇民营企业发展的关注与研究，这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为策划民营企业研讨会，我与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杜润生有过深入交流。探讨中我们最关心的是：目前在乡镇兴起的民营企业，与中国拥有资源强势、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国有企业相比，到底有没有生存发展的竞争力？它们的未来前景究竟会如何？杜老对温州民营企业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与启发。他认为，温州区位产业条件如此差，初始资本又如此之少，但工业和乡镇企业却出人意料地高速发展，就因为他们有百折不挠的发展韧力，有生命力极强的机制活力。这让我们清醒地也极感震撼地看到一个深刻的道理：表面上物质条件悬殊差异，真正的优越却在于某些看不见的内存机制活力，那种完全市场化的体制与机制的创造力，往往会比物质条件优越更有胜出机会。
在杜老的启发下，我们联系上了温州市市委书记董朝才，他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亲自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董朝才是一个商业意识与文化素养并存的研究型官员，他对温州区域的商人文化传统很有研究，从历史起源，到表现形态，以及温州各种经济现象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按他的理解，中国人自古便长于经商，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以徽、晋两帮规模最大、实力最厚，但晚出的宁波帮在清末民初时后来居上。宁波帮有“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习好，其在吃苦耐劳和外向拓展方面，尤为突出。这在今天温州民企身上，表现犹有过之。--这种研究方法，至今为我做地域经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董朝才书记不仅健谈文化，而且对温州人的商业意识、商业机会、商业体制、商业机制等都有自己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来他担任浙江省体改委主任一职，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温州模式的争论焦点
1989年1月，我们在去温州开会之前，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并借机与不少上海企业家探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问题，并就三大焦点引发争论。
上海是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制高点，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全面发展。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海变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重化工业、机械、汽车与轻纺工业门类齐全，特别是消费品类的全国性名牌企业，在上海多如牛毛，使“上海产品”成为短缺时代名牌紧俏商品的代名词。当年上海人的优越感、特权心与排外意识之强，丝毫不在开放后的广东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