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值时代，资本市场特别是产业基金有组织地支配股市，使企业上市的功能，从股市融资的初级功能，演化到对企业的重新估值定价，对全球资本的调度组织，对企业要素的整合重组，对人力资源的吸引优化，等等。从这个角度讲，飞乐的配股融资，可能只算是资本市场里蹒跚学步的小孩，但其意义却可永载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史册。
有了这一小步，才有后来的每一大步，以及资本市场日后登堂入室、气象万千的无数步。
飞乐配股增发巨大成功的核心奥秘，在于资本运作领域中“抢先一步”的改革效应。
但如何才能“抢先”成功？却绝非那么简单。
飞乐当年所处的环境是，中国的股份制还处在风险发展状态，意识形态争论非常大，各种阻碍企业推进股份制的社会思潮仍有相当势力。而大多数知名企业家皆以抢先一步改革为己任，按照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去寻求冲破禁区与束缚之路。飞乐则是看准了经济改革中股份制发展的大方向，抓住了推进股票发行的最佳时机，敢于率先“吃螃蟹”，才赢得了巨大的抢先之机，获得了邓小平同志亲手将其000001号股票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的殊荣。
在80年代，“吃螃蟹”的抢先改革一方面会有巨大的光环效应，企业可借势赢得高位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面对巨大的政治性风险，比如能否发股融资成功，能否避开政策风险等。秦其斌在飞乐发股的一举成功，是因为在抢先一步改革方面，有敏锐的判断天分，但如果没有深入的分析、研究与对客观形势的细致考量，仍有可能功败垂成。这里，创新与风险之间的紧密关联，是企业家们需特别注意的。80年代改革缺位时期的创新是企业改革性创新，其风险具有极强的政治性；90年代的创新是机会涌动中的捕捉性创新，其风险也相对具有法律灰色地带特征；而21世纪初的大量市场化创新中，风险模式也更多回归于市场化类型。但“抢先一步”的巨大先行效应，我认为至今仍极具价值，仍是当今企业竞争的制高点，仍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经济内容。更为科学的论证，更细致的分析，更符合当今市场的企业家天分，对于避免“抢先一步”可能的全盘失败，也就更为必要了。抢先得手，还要有市场推进，更要讲战略布局。说到底，秦其斌与飞乐的当年辉煌与日后衰亡，两相对照，皆有其借鉴价值与可取教训。
●4
嘉陵政府合股：企业家与双轨体制的关系
张劲夫与蒋一苇的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