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巧借转换
犹如人类的首次登月，中国式大转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企业迈出的一小步，往往会成为制度改革的一大步。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这一步，恰在我们给飞乐的股票设计方案中悄然迈出。
中国资本市场日后爆发出的冲天能量和推风搅雨的翻天矛盾，可能都与这最初平淡无奇的一步，不无关联。
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我们在飞乐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思考，最后在三个层面开始研究飞乐的配股方案。
第一，我们对飞乐现有的分红模式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股份制试点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从企业规模化和要素流动化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全面否定了股份的债券化倾向。
第二，我们研究了上海柜台交易的资本市场格局，探讨继续增发配股到底有没有市场空间。从当时的股价结构和不同投资者的心态分析，我们认为，上海投资者的理财思维超前，只要我们设计的方案具有直接增值的吸引力，就一定就能吸引到足够的资金。
在我们看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已经有了三支财富力量：第一支是原来的老资本家，落实政策返还的资金还难以进入产业；第二支是双轨价格中搞贸易形成的投机收益，这类资本的数量非常大；第三支是一部分个体经营者及职工的个人奖金收入。这三支财富力量在上海都有特定的理财冲动。因此，只要把飞乐股票的价格制定合理，就一定有人买。
第三，我们对飞乐公司的年终分红做了一次全新设计，把每年的分红变成二次融资的配股。即，在当年柜台交易过程中不再直接分红，而采取按票面价值的85%增发股票。由于飞乐公司经营效果较好，在柜台交易中每股价格已升至接近于60元钱，超过票面价值50元近20%，如果持有者在柜台股票市场上把新增的股票卖掉，不仅会变现15%分红，还会得到额外收益。
这个方案巧妙利用了飞乐股票票面价格增值的优势，充分考虑到老股东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市场吸引力。
中国股市的第一次配股
1989年3月，我们的方案在上海交易柜台正式实施。股民踊跃购买，所有人都不想放过这次增值机会，飞乐很快完成了这次募股。
我们的方案也曾受到过质疑，有人说这是流失国有资产。但很快这一改革就被定性，并没有私有化问题。当时股票已经发完，最后仅仅在税收问题上做了局部调整。
飞乐的配股对后来中国企业的融资模式有很深影响。它不仅启动了社会人群的投资意识和市场交易意识，而且这一利润分配方式，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重要手段。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股市开始解冻，大量闲散资金流入股市。整个90年代，多数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都是采用配股形式。在我们配股仅仅三年后，人们对股份制的追捧已经聚焦到融资功能上来，所有企业都在研究怎样进行股市再融资。而当年飞乐的配股则对全社会起到了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
1993年，我从美国回来，在上海又见了几次秦其斌。这时中国股市奇热，大小飞乐在国内都光彩夺目。秦其斌已经在股市融资方面轻车熟路，拥有了大量资金。这时他的经营战略从原来的音响转向了无绳电话等其他领域，这是飞乐的鼎盛期。在90年代初期的融资潮中，飞乐进入了资金充裕、全面扩张的重要历史时期。
遗憾的是，每一代企业家都有其各自的限定。飞乐在90年代初中期的战略转型，很快碰到了金融紧缩的大形势，再加上上海的行政控制过重，这一代企业家真正发挥的空间不大。所以，飞乐虽然有了资金注入和股份制融资渠道，但上海的竞争性制造业企业成本偏高，历史优势品牌的盲目优越感过重，在精细化管理和创新型胆略方面出现了很大差距。他们明显逊色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和不断挖墙脚的江浙新兴民营企业。所以秦其斌这样的企业家，在当时上海的行政控制体制里，很难痛下决心甩开上海，到乡村建厂发展。飞乐后来的逐步衰落，应该说，还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吧。
第一代上市公司的改革思索
上海飞乐董事长秦其斌是中国股份制试点的历史性人物，他对股份制的理解，对上市运作的思考都具有很超前的现代意识。我宁愿把他的改革探索，看做是企业家冒险精神的表现。在与他的合作中，我们受益匪浅。这也是日后我们操作企业上市融资一次基础性的演练。
飞乐的股份制试点把股份制推向了一个全新境界。如果说，在北旅的股份制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股份制的福利式起点，在孙超与联想股份化案例里我们在思考经营者的长期股权激励，那么到了飞乐，我们开始研究企业直接融资和规模扩张的问题，即解决短缺时代的股市融资问题。因此，飞乐是中国股份制试点大大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它使得我们在80年代末期就开始把股份制理论与资本市场交易相连接，而且是第一次开始研究资本市场的融资技术，实现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发展的重大功效。
大风起于青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