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十分推崇，认为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最后，由于股份制方案涉及企业未来的框架和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又深入研究了怎样将福州二化变成企业集团，建立科学的企业决策机制和分层管理体制。
改革献祭者的悲情血色
1989年5月，我们在福州召开了一次由原省体改委、原省经委参与的“福州二化深化改革研讨会”，请到了原国家体改委的司长孙效良和股份制专家刘纪鹏参会。我在会上进行了改革思路的全面阐述与推介，方案得到省里和部里的全面支持与肯定。
但此时，中国政治结构中出现明显的反改革思潮。苏乃熙一年前的忧虑无情地变为现实，福州二化的发展最终沦为一场改革的悲剧。1989年年底，苏乃熙被捕入狱。苏乃熙出狱后，我陆续见过他几次，他说入狱后先是查他的政治问题。但审查了他很长时间，实在没有证据，无奈之下，为了区区千元钱的礼品加之于罪。很多年来，我一直深为这位可能会成为最优秀企业家的人才惋惜。
在我看来，苏乃熙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改革先行者，是这一特殊时代的制度突破者，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政治牺牲者，他的骤然失败在中国改革的大画板上泼上了一抹另类的悲情血色。这摊血色，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反复映入很多人的眼帘，成为改革进退轮回的一个鲜明标志。
但中国改革突破制度围城的大方向已无可逆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乃熙其实是改革的献祭者……
“悲剧”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招致毁灭。以苏乃熙之宏才远志，在巨大的政治风浪面前也只能徒唤奈何，最终锒铛入狱。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所要付出的“另类成本”。
80年代的政治型企业家往往是从政治化的旧体制中直接脱胎出来的，本身带有“半政治家”色彩，在当时的改革大潮中很容易为了改革和企业的发展等因素，与政治家的诉求紧密联系。
我们在对当年往事的回顾中，谈论最多的还是企业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当年的事实似已证明，在政治多变、急速转轨的中国，企业管理者“玩政治”永远是危险的，不管你有多少正当的、必然的理由。企业家之为“企业家”，就在于他应懂得在企业运营与政治操作之间设立必要的绝缘隔层。与西方的政治民主不同，政企双方搞得再紧，在获得相关资源、项目或利益等方式上还是公开的、透明的、法治的，想额外获得超额利益，就可能被新闻及社会舆论曝光。而中国往往并非如此。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机会型企业成为当时主导，企业家要靠与政治家的密切联系，才能取得大量的资源与利益，其中又恰恰带有相关的灰色成分，其风险也因此而带有彼此寻租的“原罪”性质，实际情形表明，并不比80年代危险性小。到了21世纪，此类关联仍大量存在，特别是这几年政府实力越来越强，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企业家更需要与政治家建立联系与沟通，以把握政策走向和政策机会。企业家在追求经营松绑、资源获取或其他经济要素的同时，也永远要警觉于与政治之间的捆绑。永远要明白，政治的维度充满了波动、轮回与沉浮，充满了权力斗争的不可测性，充满了不断的调整与“再平衡”。为了平衡，也往往要牺牲掉一些人以求其功。身为企业家者必须明白：“时代”是不会错的。“政治”也是不会错的。在这“永远不错”的强大的时代与强大政治面前，企业家该当如何？可能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调整自我，修炼自我、警觉自我。
●2
首钢承包理论：企业家与政治主张的关系
周冠五与赵玉吉
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始建于1919年，在中国企业联合会按2011年数据评选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营业收入列第11位。
首钢是中国承包制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企业。首钢与政府间的承包合同，是钢铁产业处于低谷期签订的，其利益安排非常有利于企业。承包之后，中国经济很快进入快速发展期，上游原材料产品明显供应不足，钢铁产品的短缺尤其突出，致使钢铁原材料一路涨价。首钢因此大受其益，积累了大量资金可用于全面投资与运作。因此，坚定不移地维护承包制，源于首钢承包制理论的利益基础。
首钢的改革是在铁腕强权人物周冠五领导下推进的。我与周冠五在各种会议上见过很多次，没有深交，但与他的副手赵玉吉却关系很近。赵玉吉与周冠五的关系十分传奇，我见过他们四种状态下的不同关系。
1988年，初识赵玉吉时，他从中央书记处调入首钢，被当做周冠五的接班人培养，意气风发，并时时刻刻关注着改革大势和改革理论，与我们高谈阔论的都是各种敏感前沿的政治话题。但是，与赵玉吉的开放性格截然相反，首钢内部是一个周冠五权威至上的封闭“王国”，赵玉吉的思考热点常常游离于“王国”之外。
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赵玉吉，他被贬到机械板块任职，操作着首钢收购的一批军工制造企业。这时的赵玉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