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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二化改革：企业家与政治家的远近关系
初识苏乃熙
在20世纪80年代，苏乃熙与他领军的福州二化名气很大。福州二化是一家始建于1958年的地方国企，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更名为“福州二化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由福建石化集团公司作为主要发起者，以二化集团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而组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我初识苏乃熙是在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停刊）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谈话，他就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福建55家企业“斗胆”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松绑放权，并得到当时福建省省委书记项南的大力支持的故事。言谈之间，苏乃熙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令我颇受感染。
苏乃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精明与干练的商人特质，又有强势与激情的政治偏好，带有政治家与商人二位一体的个性。苏乃熙是一个极有抱负的人。在他看来，大企业互持股份，由企业家阶层主导企业与经济的日本模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最该推崇的改革方向。他认为，一旦建立起这种完全摆脱政府行政干预的企业模式并假以时日，福州二化可以变成中国的杜邦，与世界上最成功的化工跨国巨头比肩而立。
承包制的围城
福州二化的咨询项目于1989年3月正式立项，我们为企业作了全面诊断，把咨询聚焦在以下几个难点上：承包制到底有没有两面性？应该局部改良，还是需要全面推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结构解决国有企业的制度难题？
福州二化这样的原材料企业，在短缺经济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集重点改革的政治地位（福州二化发起了国企松绑运动）与商品紧俏的经济地位（二化的产品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于一身，企业与苏乃熙本人都如日中天，那种炙手可热的良好感觉令他们对行政干预有天然的抵触。
但是，我在与苏乃熙私下谈话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尽管他已身处事业之巅，但内心里却深埋着高处不胜寒的恐惧与战栗。在苏乃熙看来，承包制固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经济解放，但正是这种体制，使企业家仍然受制于政治，处于政治附属品的不利地位。承包制改革越往下推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怎样长期稳定、规范，行政权力与企业家之间如何完全脱钩和真正分离等悬而未决的深层次问题就会越凸显。
与企业改革的矛盾相对应，福州二化在企业发展上面临的最大矛盾恰恰也是其最大优势，即产品供不应求。80年代中后期的福州二化，在承包以后正逢鼎盛期，化工产品供不应求，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扩大产能。当时的银行体制处在“切块分配贷款指标”的状态，企业自我扩张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怎样调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资源服务于福州二化的扩张，怎样在全社会融通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成为福州二化发展中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承包制只能靠自我积累追加投资，因而此时的福州二化，面临继续推进承包制，还是直接转换股份制的重大选择。
“承包已死，股份当立”
由于当时的三大阻碍--一是当时整个社会上很难找到多元投资者；二是用多元的投资屏蔽政府所有权，隔离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阻碍太大；三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可以享受很多承包制的优惠政策，可以通过包死基数降低税率，将所有者的产权收入全部留存，因此会“就近利而废远筹”。福州二化不可能直接否定承包制和一步到位地推行股份制，并进一步推行产权多元化的全面改革。
经反复调研和深入探讨，我们对福州二化的咨询方案正式出台。
首先，我们给企业制定了一个继续向大型化工企业升级的规模化发展战略，把福州二化变成立足福建、走向全国的国家级大公司。由于这一扩张战略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主张企业的发展仍以承包制为名义和前提。
其次，咨询方案推到突破性的第二步，让福州二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试行股份制，通过对各个下属企业集资融资的手段来扩大再生产，以超越承包制的局限性。股份制试点的争论除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障碍外，另一大客观不利是当时民间没有资金，无法解决实施股份制的投资来源问题。
但是，对福州二化而言，那些短缺经济时代的下游企业，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和充足的购买原材料冲动，福州二化可以借助产品短缺的优势地位，将下游产业各企业的分散资金聚合到子公司的项目平台上来，加速其市场扩张。
这种不完整的股份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再次提升，由福州二化与国内其他企业互相换股，推进大企业集团相互持股制。大企业持股制，是以没收大型财阀的控制权、破除大财阀垄断为前提，推行企业分拆，形成企业间互相持股、环状持股、交叉持股的格局，建立企业家互相评价的一套机制，协调各大企业间的关系。苏乃熙始终对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