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任何的高谈阔论了，且对首钢的产业扩张战略充满忧虑，一旦说起首钢的内部政治关系，他便讳莫如深。
到了90年代初中期，赵玉吉又回到权力核心，并培养起一班少壮派人马，与首钢的“老人圈”展开权力周旋。那时的赵玉吉，已经对首钢的理论体系、发展战略、政治生态和管理模式有了很多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我们谈论的问题更多地聚焦于怎样超越首钢的旧时代。
但赵玉吉的好景不长，他的改革努力归于失败，周冠五认为他在抢班夺权，将他与整个少壮派团队全面清洗。最后一次见到赵玉吉时，他已调入物资军工公司。首钢的这段阴霾历史，仍然让人感到震撼。
首钢的承包制理论
承包制到底是放权让利、解决政府和企业家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临时措施，还是一种永久性的企业制度安排？中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有过激烈的争论，而且是在农村承包制推行之初就存在。当时，面对“左派”的意识形态压力，必须论证承包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此，农村承包制改革被认为是在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以家庭为经济主体进行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在农村，没有人把承包制作为过渡性措施看待，而是作为长期不变的制度安排定位。
我国农村改革的热潮期里，我正在北京市党校上学，我的表哥周其仁是农村改革的全程参与者，是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左膀右臂，他带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一号文件。他本人当时也把农村联产承包制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是，我从1970年到1978年在农村插队八年，既见过东北白城地区的偏远农民，也十分了解北京近郊的现代农民，因此对承包制的作用及其向城市改革的延伸，一直另有看法。伴随第一轮改革成效收尽，承包制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