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将其灌醉以后，看他的姿态，由此来观察他的真实性情。
(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用物质利益引诱他，以观察他是否能保持廉洁。
(7)期之以事而观其洁。即托给他办一些事，看他是否讲信用。
当通过以上方法找到良才后，领导就必须以诚相待，礼贤下士了，他要有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亚文”的恭敬，也要有刘备授权给诸葛亮的礼让，同时还需李世民接纳魏征直言进谏的大度，最高境界就是建立起相濡以沫，提携互进的友谊，这样的诚意与信赖才是坚不可摧的。
当某一天，也有人在某位领导的墓碑上写着：“一位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安息在这里。”时，这位领导求资的精神必定是令后人敬佩的。
唯才是举用人不疑
历史一再证明，任人唯贤，能使人才云集身边，事业兴旺发达；任人唯亲则会使奸佞之徒糜集左右，导致事业腐败衰落。因此领导者在选用人才时应坚持大公无私，德才兼备，唯贤是举，反对营私舞弊，以个人好恶、宗派主义、裙带关系等作风任人唯亲。
要杜绝这种近亲繁殖，唯才是举无疑是最根本的措施。在第二节中我们虽然列举了人才选“才”的诸多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必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如何活用人才成为领导的必修课，这里的“才”既包括长处，也包括短处，关键在于领导者如何发挥，使其效能最大化。
清代有位将军叫杨时斋，他认为军营中无可用之人：聋子，可安排在左右当侍者，可避免泄露重要军事机密；哑巴，可派他传递密信，一旦被敌人抓住，除了搜去密信，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瘸子，宜命令他去守护炮台，可使他坚守阵地，很难弃阵而逃；瞎子，听觉特别好，可命他战前伏在阵前听敌军的动静，担负侦察任务。杨时斋的观点固然有夸张之嫌，但确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的短处之中肯定蕴藏着可用之处，这些短处与常人眼中的“才”可谓天渊之别，不过事实证明“才”并不只局限在个人长处，它是一个相对量，相对于成功而言，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1用人之长
只要人才具有完成任务的能力，那领导都应该不拘一格，一边逐渐帮助他改变缺点，另一边大胆起用，不为流俗所蔽，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在起用格兰特将军之前，曾先后选用了三位将军，使用标准都力求所用之人必须无重大缺点。其结果，虽然北军拥有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而1861～1864年间，不仅战争毫先进展，相反却屡战屡败。不少人认为，林肯的这种选人标准使美国南北战争多打了5年。林肯是从血的教训中悟出用人重在求其所长而不可求全责备的道理的。
他于是任命格兰特这个满身是“缺点”的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担心，因为格兰特将军嗜酒贪杯。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其他将军也尝尝。”林肯并不是不知道酗酒误事，但他更知道在北军的所有将领中，只有格兰特能运筹帷幄，以往的战绩证明他能决胜千里。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正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用人的例子。林肯看中了格兰特的经过考验的、能打胜仗的能力，而不求他是个“完人”。
因此，用人如用器，贵在用其长。任何人若被置于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位置，都会情不自禁地奋发努力。在“如鱼得水”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人都会变得开朗，能力也得以施展，人际关系也会变好。另外，他对领导者有如此“识人之明”更好怀抱感激之情，因而图以工作成绩回报。对他个人也好，部门也好，这都是好现象。
反之，如果求全责备，着眼于人的短处和弱点，就好随意挑剔，“因瑕掩玉”、“因疵废人”，而偏爱那些四平八稳其实平庸的干部，真正的人才站在自己的面前视而不见。结果，人心离散，贤者出走。
德鲁克对此有段很精彩的评论：
谁想在一个组织中任用没有缺点的人，这个组织最多是一个平平庸庸的组织。谁想找“各方面都好”的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结果只能找到平庸的人，要不就是无能的人。强人总有较深的缺点。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能项项都强。与人类现有的博大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相比，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偏才。其实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完”在某个方面也很难。
既然如此，领导就不能对人才苛求过多，所谓“唯才是举”，它的核心应该是扬长避短，量才任用。量才任用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前提。人的不同经历、性格等决定了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特质、专长和优势。正职的责任就在于善于发现每个同志身上的“闪光点”，慧眼识球，知人之长，避人之短，准确把握人才的特长和优势。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实际，委以适合其发挥才能的合理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每个人才的内在潜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慧，信者展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