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性、责任感、人员开发以及接近事实的决策和灵活性。总之，可以获得一个组织为适应新条件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品质。另外，权力分配还可以巩固和扩大领导者的权力。权力的巩固在于逐渐取得所有属众对其权力的承认和接受。对权力予以分配，可以先使权力分配对象承认和接受你的权力，他们又会影响他的下属承认和接受你的权力，这种影响辐射以指数递增。分权还是一种融用人用权于一体的领导艺术。西方说：用人是领导的最高艺术。用权是领导者所有领导活动的保证，是用人的前提。现实中，分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其特点是：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这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发挥三种权力的相互牵制和约束作用，保持三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一机关或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以保障总体利益和各成员的应有权利。
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民主制显示了分权的重要性。
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话来论证这样的重要性，有这么一句：
“把我的所有的工厂、设备、资金、市场全部拿走，但保留我的人员和机构，四年以后我将仍然是一个‘钢铁大王’。”作为一个现代领导者，应该最能够适应任务和环境的需要，应该对作用对象、领导任务的性质和环境、上下级的特点和要求等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而创造出合乎管理规律的有效的运筹方式和管理机制。
但是，是不是给下属的权力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如果下属的力过大，往往会造成下属骄横跋扈，欺上压下，众所周知的王莽篡汉、司马氏篡魏等等就都主要与此有关。现实和历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就告诉我们，领导者在权力分配的时候，一定要分集适度，并尽可能在下属之间形成权力制衡关系。否则，一旦某些下属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仅上级的政策、法令难以得到贯彻落实，甚至会出现排除异己，挟私报负的现象。
分权制衡
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传为千古佳话，但这用才背后隐藏的集权与分权的辨证关系更能警策后人、齐桓公在任命管仲之前曾经征求臣下的意见，让同意的人站左边，不同意的人站右边，唯独东郭牙站在中间。齐桓公不解，问问，东郭牙说：“既然陛下认为管仲具备能够平定天下的能力与成就大事的决断力，还不断增扩他的权限，难道您不认为他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吗?”
齐桓公沉默一会儿，最后点头。于是桓公便任用鲍叔牙、等人牵制管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
首先，领导者要有分权意识，要像齐桓公那样敢于给管仲等人以相当的权力，事实表明，领导说到底是用人成事的艺术，领导者只有善于发现贤能之士而授之以权柄，使之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才能成就就一番事业。
其次，在分权的过程中，要防止下属集权现象的发生。深刻明白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腐败的道路，设法在下属之间形成权力制衡关系，以防止少数人专断和产生腐败现象。当今，是一个讲究分权制衡的时代，为了防止权力腐败，任何人的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和制约，即使像管仲这样的也不例外，不过需要申明的是，人类社会演泽到现在已经不同于百年之前的专制王权，权力制衡关系是必要的，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某些人的个人专断和权力变异，而不是为了巩固上级领导的权力，更不是统治者所推崇的那种分权治下的权术，再演太平天国以诸王互相牵制的闹剧。
中国行政制度自古就十分重视分权制衡的必要性。
秦汉时，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同为宰相。丞相总领百官，助理万机，为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太尉掌军事，一般由皇帝亲自兼任，或缺而不授；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和监察。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分立。丞相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上听命于皇帝，下有御史大夫监察弹劾。而且丞相分为左右，因此丞相要受到诸多牵制。太尉负责国家军事，废置无常，掌武官的选授和考核等，但无调兵权。御史大夫地位比丞相、太尉要低得多，但却可以监察文武百官，纠弹丞相、太尉。
这种互相牵制的艺术固然可以使权力均匀分散，重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君主，然而弄不如也太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多，设官吏会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多设官吏，正职之外又设副职、监察官来互相监督牵制，禁止别人来以权谋私；如果副职、监察官也想以权谋私，谁又来禁止他们呢?再派人牵制副职、监察官，势必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因此，分权制衡要有目的，有针对性，不能盲目安插牵制职位，防止随入类似于北宋未因冗员过多而不得不变法改革的困境。
综上表明若真要驾驭好“集权”和“分权”这两把剑的确并非易事。但松下幸之助推出的事业都制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是分散与集中结合得比较紧密，一方面松下公司的事业部，是权、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