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摩根人如何情绪恶劣，摩根斯坦利的横空出世对于凄风苦雨的华尔街来说却宛如一束阳光。说来讽刺，华尔街一边毫不讲义气地看着老大摩根倒霉出丑，甚至有人还不忘伸手推了他一把，一边又仍不免要仰其鼻息，盼着老大出面来挽回市场的繁荣局面。新投行的设立让他们看到了黎明将至的曙光。于是，1935年9月16日，摩根斯坦利开业的那天成了整个华尔街的“大日子”。怎么个“大”法？这么跟你形容吧，那家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是相当的壮观。那一天摩根斯坦利的工作人员光鲜花就收了200多种（注意：是“种”，不是“朵”），密密麻麻的花束排满了整间屋子，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误以为撞见了花卉展览，差点儿就买票进场参观了。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媒体朋友们。
不过，当他们蜂拥至开业典礼，准备听听“小小摩”或者斯坦利的豪言壮语时，他们发现，与其华尔街同僚的大惊小怪比起来，摩根人真是“怎一个淡定了得”——斯坦利摆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高姿态，三言两语就宣布了“开张大吉”，一句话也懒得多说；而哈里，似乎是为了向他老爸缺席摩根财团分家仪式的壮举致敬，当时正乘坐自己的游艇在大西洋上吹海风，压根儿就没有回来。记者们讨了个没趣，只好打道回府，《纽约时报》悻悻地说：“开业典礼平淡得就像是任何一家老字号新一周工作的开始。”无料可爆，媒体只好在外围打转儿。
有记者灵机一动，在新公司的装修风格上八卦了一下：“低调奢华！绝对的低调奢华！您瞧人家的瓷砖，多白；您瞧人家的地面，多亮；您瞧……呃……人家的顶棚，多高……”应该说，这位记者同志有点眼力，摩根斯坦利的办公大楼的确耐人寻味：它坐落在华尔街2号，距离“街角”23号不到100米，溜达着就能到；办公楼古色古香，正对三一教堂的哥特式尖顶；内部装饰简单却讲究，墙上挂的是精致的老纽约风景画，屋里摆的是从皮尔庞特时代就成为摩根特色的拉盖式书桌……很显然，从待人到接物，摩根斯坦利继承了JP摩根低调严谨却又傲慢自负的作风。并且，从选址到装修，新公司也时时处处透着那么一股子“你看我够摩根吗”的劲头。当然，它所继承的东西远不止这么多。就像一个幸运的“继子”，大摩所得到的偏爱远远多于他所期待的。首先是财力。表面上看，摩根斯坦利的50万美元启动资金完全以普通股的形式掌握在公司的高级职员手里。而实际上，来自JP摩根及其合伙人的600余万美元的优先股才是其真实家底。
以优先股形式存在的股本金总额高达700万美元，其中杰克及其家族占到了50%，拉蒙特则占据了40%。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尽管优先股的持有者通常不享有投票权，也就是说，JP摩根不能掺和新公司的经营，但人家几百万的真金白银支援进来了，摩根斯坦利总不至于当人家不存在吧？因此，要称这家投行是“完全独立”的，甭说是摩根在华尔街上的对手和支持新政的改革者们，就连我也不信。所以，从出生那天起，大摩收获最多的，就是口水。“这是骗局。这是阳奉阴违。拉蒙特那帮人又在玩文字游戏，他们充其量只是在字面上遵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摩根这只老狐狸，他们不只是狡猾地保留了证券业务，还大张旗鼓地把它做大了。”“我们被摩根涮了。奇耻大辱啊。”证券交易委员会里炸开了锅，骂街的骂街，打滚的打滚。感觉被摩根忽悠了的当然不止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志们，从华尔街上的竞争对手到1933年银行法的忠实粉丝，怨念深重者不一而足。
同样的忽悠给了他们同样的仇恨，同样的对手给了他们同一首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小罗小肯（罗斯福和肯尼迪），要揭下摩根的画皮，全靠我们自己……可怕的是，这是一群说到做到的强人，于是，在未来长达20多年的岁月里，大摩几乎是不间断地经受着来自法庭或国会的骚扰。“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成了大摩合伙人们的每日警句，以应付随时可能迎面杀来的“刺客”或者不知从哪儿射出的“冷箭”。经年累月的敌意，谁扛着都累。为了稍微降低一下仇恨指数，摩根斯坦利在40年代初兑现并取消了杰克和拉蒙特等人的优先股，以示清白。然而，这种避重就轻的把戏迷惑不了坚强的反摩根斗士们，面对他们抛出的下一个诘问，大摩失语了——摸着良心问问你们自己，摩根斯坦利的领导人哪一个不是根红苗正的摩根式人物？人力，正是大摩从摩根财团继承的另一项重要资源，不，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份资源。20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哈罗德·斯坦利，新投行的首任总裁，在20年代末作为“圣人”莫罗的接班人加盟摩根财团，很快成为财团的股票事务达人。
在他的履历表中，简简单单几个词语已经足以验证其摩根血统的纯正——圣公会教会成员，毕业于常春藤盟校之一——耶鲁，著名的高校兄弟会“骷髅党”的成员。接手新投行时，斯坦利已年近半百，但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在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