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即便是当时仍然敢于参与游戏的少数冒险家们也被戴上了“紧箍咒”，不能再由着性子胡来，因为佩科拉听证会之后，游戏有了规则，1933年银行法的姊妹篇——1933年证券法设下条条框框，专治听证会诊断出的欺诈、投机、卖空横行等各种疑难杂症。这等于是把证券业务从荒山野岭变成了一块修葺齐整的花园，从此，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要经受严格的挑选和管理，不可避免地与从前自在生长的野地相比，新建的花园初期显得稀疏、单调。说到1933年证券法，不得不提一提摩根的一位故人——路易斯·布兰代斯。这个从纽黑文铁路丑闻开始就缠上摩根家的阴魂，眼下有着一个光是想一想就足够杰克头疼的身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尊敬的法官先生深受总统器重，以至于罗斯福罔顾司法权与行政权应当分开的基本原则，常常与之书信往来，不耻下问。如此一来，30年代几部影响深远的法案当中都飘荡着布兰代斯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1933年证券法中用“卖者自负”的新原则取代了以往约定俗成的“买者自负”。事实上，此原则早在20年代就曾经被布兰代斯广泛宣扬，当时拉蒙特还为此与之发生过激烈的争辩。
在布兰代斯精神的指导下，1933年证券法从反映证券的真实情况出发，要求对拟发行的新证券进行登记，公开信息披露，它与紧随其后的1934年证券法（对已发行证券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并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专职负责监管）一起，将证券市场完完全全笼罩在了恢恢法之下。“证券法通过之日，就是资本市场灭亡之时。”杰克气急败坏地断言。有了上文的铺垫，相信大家不难理解，于公于私，他都有理由气急败坏。摩根银行迅速派出了一支队伍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在乔治城会师，这支“盟军”驻扎在乔治城的一所大宅子里，或公开发表演说，或私下晋见政要，不遗余力地企图打消证券法通过的可能性，以至于后来人们戏称他们活动的那所宅子为“华尔街大使馆”。拉蒙特则镇守纽约，一如既往地唱他的红脸。他耐心地一遍遍写信给罗斯福，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自己对证券业务的所谓“正解”：证券业务应当是作为银行的辅业而存在的，银行在有稳定、可靠的经营收入和客户群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对于所承销债券的甄选。
相反，银行单纯做承销业务只能导致饥不择食，证券的质量怎么可能有保障呢？所以，归根结底，这是银行需要混业经营的问题，不是一两部证券法能够应付的，当前的这些“近视眼”法律只能导致市场更加荒凉。如你我所知，结果是不仅1933年证券法通过了，此后的一些更加严苛的修订条款也通过了，并且，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迅速成立起来，还把首任主席的桂冠戴到了一向为杰克所不屑的爱尔兰暴发户约瑟夫·肯尼迪（没错，正是人们能够立即联想到的那个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他的二儿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绯闻缠身、未得善终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头上……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打狗的肉包子，罗斯福铁了心跟老百姓而不是大资本家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摩根合伙人们又一次失败了。毫不夸张地说，30年代开始的几年是杰克最为郁闷的一段时光，也是摩根银行自诞生之日起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阴沟里翻了大船，一个起初看上去毫无杀伤力的小小听证会，几乎毫无征兆地在一夜之间幻化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硬生生把巨人摩根赶下了权力的宝座。
待到这位栽了跟头的巨人挣扎着要爬起来时，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身边早就站满了敌人：“该被诅咒的姓罗斯福的”，强大的洛克菲勒家族，傲慢的犹太银行家，来自加州的意大利裔“草根”银行家吉安尼尼，跟奥尔德里奇一唱一和的摩门教徒埃克尔斯，爱尔兰天主教徒、生意场上的老狐狸约瑟夫·肯尼迪，犹太人布兰代斯，意大利人佩科拉……这些原本被摩根帝国掌控的华尔街排斥在外的三教九流如今纷纷得了势，并且随时准备在失势的巨人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摩根合伙人终于认清了形势，下决心退守传统业务的阵地。不过，他们留了后手。其二，避免裁员。这也是摩根集团在解释为什么选择传统业务时最乐意提到的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也不能少”，奉行家长制的皮尔庞特早就立下信条。我们已经看到，在大萧条最为惨痛的1932年，摩根银行仍然忠实地践行了这个原则——可以减薪，但绝不裁员。
眼下也是如此。要想让摩根财团旗下的400多名员工继续过“耕者有其田”的日子，那他们只能选择劳动密集型行业——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一旦摩根银行选择了投行，那就意味着选择了低消耗和高效率，选择了大规模裁员，选择了断绝400多名雇员里面那90%从事商业银行和其他业务的人的活路，选择了推责任、甩包袱。深得其父真传的杰克不能允许自己做这样的选择。另外，他心里再明白不过，一旦他真的遣散了这90%的员工，那么，有朝一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他重铸的摩根财团将只是一个空壳儿，根本没法运转。其三，“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