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口无船不能自造，方可徐图自强。”把训练作为第一义，摆在重要的位置，加以落实。目的就是“令将士履海洋如枕席”。 就是“逐日操演，需以岁月，可与外国兵船操法并驾齐驱，且使人人如临大敌，习惯以成自然。”训练海军，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军来说，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打到了七寸。
第三，制定沿海沿江防御规划。1870年9月27日曾国藩觐见慈禧太后，在与慈禧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海上防御的问题。曾国藩说：
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腑轮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建立海军的目的主要是防御。他提出：“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等到将来有一天，中国强大了，洋人衰退了，中国也只求自保，不会耀兵海外，侵略他国。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防御卫国思想，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海军建设与规划上，侧重点就是自强御侮，就是防御第一。具体的规划上，则是依托沿海沿江的地理优势，构建陆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当时中国有18个行省，其中滨海的有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滨临长江的有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加上奉天。这10个省，洋船都能够在挥手回头之间达到，而且十分富庶，特别是江浙一带，更是天下财富的首善之区，清朝税赋一般多出自那里，因此加强防御非常必要。对于这10个省的防御工作，曾国藩作了周密的部署。他指出：
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曾与臣言及海防之道，数省当合并办理。直隶、山东归并设防，而以直隶主政。江苏、浙江归并设防，而以江苏主政。广东、福建归并设防，而以广东主政。分立三大镇练兵制器，专精筹备则力厚，而气不散漫等语。臣因就其说，而推之以奉天亦可归并北防，仍由直隶主政。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归并设防，而以湖北主政。
曾国藩在采纳丁日昌建议的基础上，对沿海沿江的防御体系做了具体的部署，确定了四大防区，即沿海三大防区与沿江防区。沿海三大防区包括直隶、江苏、广东防区，分别负责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防务；沿江防区即长江防区，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为主，负责长江流域防务。沿江防御体系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即已初具规模。按照曾国藩的规划，沿海七省共练兵九万，少的一万，多的或二万或一万数千。沿海防御体系在曾国藩逝世后不久即逐渐成为事实。1874年日本进兵台湾，并企图将其占领，被清兵战船驱逐。这件事引起了朝野警惕，构建海防体系提到议事日程。
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要求；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主要建立即北洋、南洋、广东三大海军。三大水师的构想与防范区域与曾国藩三大沿海防御体系是一样的。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任命沈葆祯、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筹备白银400万两作为海军军费，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造4舰炮船。1879年，向英国订造扬威、超勇巡洋舰。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定远、镇远铁甲舰。1881年，建立旅顺和威海海军基地。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宣告成立，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随后相继建立南阳水师与广东水师。
曾国藩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建立中国近代海军，但是由他反复倡导、强调、规划的海防体系最后由他一手提拔的李鸿章、丁日昌、沈葆祯等人实施，与由本人直接参与实现基本无异，他的倡导之功、规划之功，不可磨灭。
第四，制敌之方。在中国海防体系的建设上，曾国藩创造性提出了海陆结合的建设思路。与英法美俄等国的水师相比，中国水师仅仅是一个起步，一个开端。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水师要与洋人水师一逐高低，必须在建设方略上有不同别国的长处，才能达到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目的。曾国藩提出的海陆结合的建设方略体现了他依托陆地、借助海洋建设三大沿海防区的思路，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他指出：
闽省前经奏明，成造轮船十六号。将来沪厂亦须造十六号，各以数号为水师兵船，其余以为货船，平日租赁商贾听装货物，有事则装载陆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过数日可到。以陆兵为御敌之本，以轮船为调兵之具，海道虽甚遥远，血脉仍极贯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务者四省。枪炮、子药、米粮、杂物，四省多为存储。一遇调兵，则各件皆有轮船运之同行。平日无事，即有轮舟载送，各省习惯而渐成自然，出洋而如履庭户。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及。至其陆军野战，则淮勇前在苏沪亦常与洋将洋兵角逐争胜，尚非殊绝不可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