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立法之初，当规久大之计。柔远之事，必择专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于洋务者，尚难其选，而谓此后数十百，沿江两督四抚，一一求精于洋务者而为之，岂可得哉？臣愚谓此缺似不可裁。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驻镇江、金陵，或驻汉口、九江，添设官属书役若干，廉俸经费若干，应请赖下总理衙门会同该部核议。其汉人洋人之大小词讼，在沪、在鄂之正、子各税，何者由通商大臣专决，何者归总理衙门核复，亦应与驻京公使熟议。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讨论职掌，永定章程。区区愚见，盖为数省计久长，非为一人图推诿也。
从当时和今后两个阶段来考虑，精通洋务的人难以获得，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曾国藩提出南洋通商大臣不能撤，但是可以更名为长江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办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通商事务。
建立新式军队
建立一支自强的军队，是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基础，外交不可能得到保障。
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时时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
曾国藩所追求的就是建立一支这样的军队：能战能守、自立自强，从朝廷到地方，件件事情都可以对付洋人，让他们没有轻视的心理，然后让他们渐渐产生敬畏之心。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潜移默化，转弱为强。为此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改造与建设。对中国军队的改造与建设，曾国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改造陆军，建设海军。
陆军的改造始于使用洋炮洋枪与学习西方军队的训练法。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就着重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当然开始还是主要在建制、用人上进行创新。随着战争的进行，湘军逐渐使用洋枪洋炮，曾国荃的部队就配备了大量的洋炮。淮军建立后，大量使用洋枪，李鸿章并且派人随英法军队学习训练法。到了1865年，淮军已成为一支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了。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军队的改革。他制定了以湘军规制为基本的军队训练制度，打破了绿营的陈规陋习，建立了一支有3000人的新式练军。这些改革对晚清军队的革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增强。
建立海军，当时称为“外海水师”，是一大创举，从此中国人开始注意广阔的海洋，不再拘泥于茫茫陆地。曾国藩认为建立外海水师，“专泊洋面，无事则承运漕粮，有事则首尾相应，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因此非常重视海军的建设工作。在海军的组建上，重点从四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制造战船。船是海军的根本。没有船，建设海军就是纸上谈兵。在与太平天国的角逐中，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长江水师，由杨岳斌、彭玉麟为统领，所向披靡；但是长江水师依靠的是木船，长龙舢板等等，能够行走于江湖，却不能进入洋面。他认为：
海上之水师，与江面之水师不同。江则轻舫小艇，已为利器。海则非有坚重轮船，配用巨炮，断不能自立以与敌争衡。
认识到海上用兵与江湖水师的区别，这是制定正确的建设海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是建好海军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海军从制造轮船开始，是建立海军的根本举措，也是最有效的举措。
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中，中国工匠皆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将出焉，则不至豪无凭借。与阁下捍御外洋之志，似亦小异而大同也。
曾国藩在世时，主要建立了两个造船厂，一个江南制造局，由他本人和李鸿章一手操办，一个是由左宗棠在福建建立的福建造船厂。到曾国藩逝世前，福建船厂已经制造了16艘轮船，江南船厂也在加紧生产；为海军的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中国海军的最初物质力量。
第二，强化训练。抓海军的训练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对此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没有松懈过。由于当时的军队以两湖三江的人为主，而这些人对海洋并不熟悉，“江楚之人不常居舟”，“能行于陆不能行于水”，“能行于江湖不能行于外洋”因此他非常强调海上训练。他认为：
纵使轮舟果极精坚，若吾三江两湖之将士不能履海洋如枕席，终不能保长江之险要；不能防江苏之洋面。
所以他在确定长江水师章程与江苏章程上，都把不许将士登岸作为“第一义”，要求将士长居轮船之上。对那些轻易离开轮船的将士要做出严肃的处理，“勇则除粮，将则降革职”。轮船刚刚修造的时候，轮船制造技术比不上外国兵船，配备了大炮洋枪，也不能和外国兵船抗争；而海上招兵买马还没有议及。因此曾国藩提出：“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则船主出洋操练”，当第一批船下水后，曾国藩立即指出 ：“南中切务以训练水师为第一义，必使长江上下无兵不惯住船，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