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与洋人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
他认为要派兵会剿，必须有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的将领，这样的将只有两个人，“武臣惟多将军，文臣惟左中丞”。多隆阿朝廷另有重用，左宗棠正在进攻浙江。他说只有这两个人可用，明显地是给朝廷出难题，实际就是不会剿。又说：
各将弁之心，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笑；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即国藩之心，亦深恐该军不整不严，为外国所轻侮。……待训练稍久，队伍整齐，我兵与洋人各剿一处，相距不远，或洋人果见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后与之会剿。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亦无不可。
曾国藩告诉朝廷，各级将领、士兵的态度，说他们不愿意和外国人一起打仗。将士不愿意，就没有战斗的动力。没有动力，就打不赢仗。对此，朝廷自然会有所顾忌。
1860年英国军队在宁波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提出借调印度兵5000人来报仇。曾国藩恳切劝说朝廷，印度人一旦参战，其结果必定是“浙江人民从此无噍类矣”，他在《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中恳切说道：“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表达了不让外国人参与杀害中国人的恻隐之心。他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他认为英国人征调印度军队参战，是为报英国军队失败之仇，“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蹂躏中国之地。”因此“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而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是所谓陈利害以劝之。”这种鲜明的态度表达了一个高级领导者对国家内政自主的殷切之情。
朝廷一度想把俄国军队安排在里下河等完善富庶之地。这一想法已经严重超出会防上海的思路。曾国藩提出了不同意见，“惟用之于里下河，则江、海水性迥别，深恐迁地弗良，外国兵船皆往来飘，一日千里，用以攻剿，未必操纵自如，用以稽查，亦难委曲详尽。况里下河本非通口岸，若令常驻停泊，殊多未便。”他的意图还是尽可能少的减少外国兵船对中国内地的侵扰。
第二，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官绅，他态度明确且强硬。上海的一些商绅自作主张，答应英法军队会剿上海以外等地，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他反复申明，借兵助剿只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他说：“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卫上海而言；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至谓事由诸绅为政，恐难主持，则岂特阁下为然？敝处远隔千里，又何为遥制？但知其事之不可，则切以告之；告之不从，终不易吾初说以相就也。”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初衷。
第三，对待洋人，曾国藩态度鲜明。他不愿意洋人出兵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作战行动，而是强调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强调“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的思想，在自己不能决策的情况下，最大程度限制洋人扩大参战范围。对洋人的行动，他采取消极的态度和做法，不支持、不配合，既不派将会剿，也不派兵防守，甚至也没有粮草供应，“利钝概不与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国家主权观念十分明确。他深刻担忧洋人参战后果，认为“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夺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他所担心的不是洋人抢夺功劳，而是以后以此为借口，要挟国家，损害国威。
维护百姓利益
“为民请命”，维护百姓生计，这是曾国藩弱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爱民思想。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在险恶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艰难，看到了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力产生的深刻社会环境。弱国无外交，是指弱国在强国的外交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受到欺凌，不能正常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实际的外交中，弱国也可以有外交的，关键是要看参与外交的领导者是不是怀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敢不敢于为国家、百姓争取重大利益，敢不敢于“为民请命”。
外交上，曾国藩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关注、关心百姓生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