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四个方面的意思需要理顺：一是对俄罗斯的认识、看法。曾国藩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向来没有嫌隙，他们请求出兵帮助剿灭太平军，应该没有阴谋诡计。我们表示怀疑，难道曾国藩不知道吗？康熙、乾隆其间，俄罗斯曾经数次入侵中国的北部边疆，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与《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个注重研究历史的人，对本朝的这些历史不了解这是不可能。然而，曾国藩仍然要说“向无嫌怨”、“自非别有诡谋”这样好听的话，其用意何在呢？我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种领导技巧，目的是为稳住俄罗斯，不要让他有什么想法。
二是“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表扬俄罗斯愿意帮助中国的诚意，答应他们出兵的要求，但是在具体行动上要“缓”。缓到什么时候，就是等清军收复皖、浙、苏、常。真正收复了这些地方，也就不需要俄罗斯帮助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不愿意让外国人参与中华内政的。三是既然答应了俄罗斯，那么其他国家的请求也要答应，免得产生嫌隙，出现矛盾；但是在具体的要求上，也是“缓其会期”。用意还是为了不让外国人参战。四是对西方列强请求提供帮助的本质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外夷帮助中国，成功之后，往往有很多意外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采取缓的策略，一方面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请求，不至于因此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拖延了他们的参战，阻止了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采取限制区域的办法，控制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自主的程度。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借不借兵助剿，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上海绅士以及一些官员要求外国派兵助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多次派代表去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保卫上海，曾国藩派不出兵，加上英法俄等国强烈请求，清政府政策有所松动，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上海绅士的请求，同意借兵助剿；但是在具体的出兵上，曾国藩是有分寸、有原则的。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会防不会剿，是只会上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将洋兵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国家内政自主权。他在1861年12月8日回复潘曾玮的信中指出：
刻下杭垣危急，沪城孤立。苟有保全之术，不得不从权办理。借助外国，自古为患。然今日泰西诸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初人中原者可比。一切利害，均经灼见鉴及，暂与羁縻，深合权变。惟既以借助，则当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不可自矜自炫，存敝处兵力可恃之见。中孚以涉大川，忠信可行蛮貊，能得其心，后能得其力也。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况上海孤城，安危未判，安得更有余力以图他处？“见弹而求鹗炙”，亦太早计矣！至于克城所获，必令嗣派分犒，易启争端，不如任其取携，反存大体，一分一粒，官军无所利焉。与外国交涉，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要义。阁下各绅谋定，即祈慨然举行，所称为难之处，无庸疑虑。国藩既参末议，即在局中，事成则诸君共任其功，有害则鄙人愿执其咎。至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
曾国藩反复强调借兵助剿是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依靠洋人来解决中华自己的事情，体现了主权思想与维权意识。他指出与洋人相处要做到“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体现了曾国藩一贯讲究诚信忠恕的思想。特别重要的是，他给洋人助剿明确划定了范围，只允许他们会防上海，而不许他们进入内地——苏州、常州、金陵等地。这一思想曾国藩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都反复强调。李鸿章带兵去上海，他给的锦囊妙计就是五个字：“会防不会剿”，强调“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上海早已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那里有很大的利益，“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上海人民财产，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共守之。”对于战争胜利后的利益分配，曾国藩表现得很大度，他将分配权交给外国人，要求中国军民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义，任由外国人提取。他敢于承担责任。这是领导者最高贵的品质，纳过于己，推恩与人，即洋人在上海会防，成功获得的好处归给上海官绅，有害就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然而，对于承担责任，曾国藩是有明确规定的，即会防上海，洋人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切责任曾国藩均不负责。
对于洋人出兵上海以外的地区，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显不赞成朝廷的做法。英法俄要求清政府派兵和他们一起会剿，朝廷下旨至曾国藩。曾国藩坚持己见，不改“会防不会剿“的初衷。他说：
国藩所虑者不在它事，而专在派出会剿之人实难其选。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