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当全盛之时，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自京师至外省名城，几乎无处无天主堂。……之康熙，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
曾国藩所说的小事，是指那些无关大局的事情。比如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了，是小事，不需要领导者过分担心。“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一般的经济利益，不损害百姓的生计，不要和他们追逐争斗。他说的大事，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定要苦苦相争。他说：
至中外交涉之事，半年以来，仆皆循阁下之绳墨，幸无新奇寻衅事件，尚免陨越。明岁换约，应敏斋及各关送到条议，敝处商之筱岚、乂臣，加答其上，交二孙携至总署，听候核夺。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 。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所谓大事，其实就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事情。这些关系到商民生计的大事，在与各国换约的时候一定要力争力保。那么那些事情关系到商民的生计呢？曾国藩认为：
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如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撵、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是大事，是领导者需要为之与英法等过相争的大事。曾国藩所处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初始阶段，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曾国藩正在北京做翰林，他一直关心、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由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主、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政治、经济、领土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地，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逐渐丧失自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作坊业为主的手工业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加速，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跟着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等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破坏者与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建立者。
然而由于对西方国家国情与近代工业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宽广的眼界与心胸来了解与接受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成果。这种局限性，只能导致曾国藩朝着反对的路子走下去，而看不到它们的优越性、先进性，看不到其中的发展机会。曾国藩认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成果，成为西方国家剥削中国人的手段，直接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对于这种现象曾国藩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的领导者，对这些成果的反对就非常正常了。
为了破坏洋人的剥削，曾国藩认为中国领导者必须坚决与之争斗。他说：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若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公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这是曾国藩写给奕的一封信中所写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集中表达了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与民请命”的思想内容。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岁的时候不激愤、不冲动，那就不是年轻人；三十岁不稳重、不老练就不是成年人。丘吉尔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一个人领导经验成熟的过程，即在年轻时候容易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