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从曾国藩这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作为一个普通翰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但掌握的情况不全面，也不准确，或许和一个普通的北京百姓掌握的情况差不多；二是他对国家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认识，并且为之忧虑；三是他对和约签订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签订合约是不得已，而且对此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那么“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至于赔款多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识到《南京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另一个看法是认为“夷情志在通商”，志在得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从老家复出，再一次担任湘军统帅。这位在老家反思了一年的湘军统帅，虽然在为人处事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西方列强的认识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他在咸丰八年正月初十写给郭崑焘的书信中写道：
惟夷情志在通商，稍有损于国体，尚无害于民生。或者许和之后，仍可驯扰抚，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他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目的在于通商，在于获得物质利益。“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这种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英吉利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首先是宗教入侵，企图在思想上、文化上麻痹中国人民；其次是经济侵略，打着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幌子，向中国输送鸦片，从身体上毒害中国人民；最后是军事侵略，公开的掠夺与占领，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曾国藩没有看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真实目的，是想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加以残酷的掠夺。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曾国藩处理外交事务，就难免失之偏颇，不论在处理小的事件，还是处理大的外交事件上，都喜欢用利来解决问题。1861年，安庆合围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洋人给城中太平军接济米盐。如何解决，是一个外交问题。曾国藩的决策即采取给钱、热情接待洋人的办法。他说：“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要求杨岳斌做好周密安排，要求有洋船经过的州县，各营要好好款接，接待礼节要谦虚恭敬，酒席要丰厚，馈送礼物不可菲薄，并且安排了专项经费。洋人卖米，太平军出多少钱，湘军出多少钱，以利益来诱惑洋人，达到“彼平时感我厚情，临时贪我厚利，自无不允之理。”这种措施的采取，不久就断了安庆城的接济。
对于英法等国的认识，曾国藩常常从中国历史来推演，并且得出一些结论。中国是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家，儒家治国强调的是礼仪，是仁义，是用道德来维系社会人员，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不注重法律法规。而英法等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契约制度，依法治国。对此，曾国藩的看法是：
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
曾国藩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根本原因是国家法律太多。法治是人治的敌人，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国，是一个人治家，他从人治的角度来反对秦国的治国策略，推断法多国亡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次类推西洋国家法令密如牛毛，因此很难长久，却不免幼稚可笑。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的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中。曾国藩在接受儒家思想积极的内容的同时，也消化了其消极的内容。这些消极的内容表现在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上，则是只看到外表的东西，而看不到本质的东西。1861年5月7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他认为，在对待洋人上，不应该纠缠于关税、礼节，而应该看到洋人“有德于我”的大的方面。所谓洋人有德于我，不外乎在北京不毁中国的宗庙社稷，在上海帮助剿灭太平军。前者就是儒家思想的错误体现。太平军所犯的一个大错误，也是曾国藩抓住大肆批判的一大错误就是所到之处毁灭宗庙社稷、寺庙道观。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英法等国没有毁灭中国宗庙社稷的时候，曾国藩认为这是“有德于我”。
以上四个方面是曾国藩对西方列强认识肤浅的一面，也是他的局限性所在。可以这么说，曾国藩的这些认识，好像是闭着眼睛在发表看法，当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不准确的，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的。
睁开眼睛看世界
曾国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思想的领导者，是一个有着开放心怀的领导者。他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接受新知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