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攻克金陵。李秀成自六安败后，回师苏州。李鸿章展开对苏州的进攻，为配合李鸿章的进攻，曾国荃在金陵发起全面进攻。到1863年10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苏州城池被破，谭绍光被杀，李秀成逃亡金陵。金陵周边太平军相继被打败。1864年1月，曾国荃攻下太平、神策，完成了对金陵城的合龙包围。金陵合围后，湘军、淮军在东部、南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逐一攻克了常州、嘉庆、杭州。至此，金陵再无一兵一卒之援兵，城中粮米接济被彻底掐断，对金陵发起总攻的时机基本成熟。6月15日，曾国荃亲自指挥，发起金陵总攻，16日，用火药炸开城墙，湘军蜂拥而入，终于攻克金陵。
第七篇 绵里藏针的外交力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
作为一个外交家，一百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处于毁誉交互之中，有说他是自强、抗争的，也有说他是卖国、汉奸、妥协、投降的，种种评说，都因看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而不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被迫外交。千百年来，中国以大国自居，其他的国家都是夷。英吉利国家开始来中国的时候，也以“大英帝国”自居，遭到拒斥，从康熙以来，英吉利人不能光明正大和中国人做生意，恐怕这是一个原因。鸦片战争突然把沉醉在大国梦中的中国人打醒了，面对带着洋枪洋炮洋船来到中国的英吉利人、法国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被迫外交出现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作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出现了，加上他担任的是两江总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太多，所以他不得不研究外国，了解外国，思考与外国的关系，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曾国藩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带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的幻想性，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内忧外患中思考国家的出路，又不愿意过多地伤害国家根本利益，因此形成了他特殊的弱国外交思想。他的外交领导术就是一种弱国外交领导术。所谓弱国外交领导术，即在国家十分贫弱的情况下，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如何避免正面的冲突，防止它们的侵略，与西方列强周旋，争取国家的自强自立。它包括处理外交的思想与方法。这里我们主要研究曾国藩对西洋国家的认识与其外交思想的形成。
闭着眼睛看西洋
曾国藩说：“驾驭洋务，贵识夷情。”洋务，就是外交事务。领导者要处理外交事务，必须了解洋情。对外国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是无法驾驭外交的。有这种看法，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曾国藩最初的涉外知识相当地少，而且，就是已有的知识，也是和当时俗见并无二致。
中国文化很早以来形成中原中心论，中国历代统治者以这种文化中心为自尊、自大，视周边民族为东夷、西戎、北胡、南蛮。到清朝这种文化自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由于长期的封闭锁国，中国人，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底层的民众；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一般的群众，对欧洲、美洲甚至就在国门外的日本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经过了近代工业革命的英法美等国，仍然只是“夷”，只是一些应该俯伏在中国皇帝脚下的小国寡民。有这么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种大国思想的荒谬可笑。
道光十三年，英国商人律劳卑到广东，拜见卢坤，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英国为“大英国”，对此卢坤非常生气，上奏朝廷，请求暂停与英国的贸易。一个小小的称呼，就导致两国之间贸易的中断，可见这种大国意识的力量。
这种大国思想、大国意识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可谓根深叶茂。他在1841年1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在这篇日记里，他直接将英吉利称做“逆夷”，将他们当做“犬羊”，认为他们的性情就和犬羊一样贪得无厌。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小国，堂堂大清王朝，是不值得“天讨”的，只需派一大臣去“查办”就是。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他认为：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干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弈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