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成军队就善于打仗。它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曾国藩善于进攻与防守。进攻可以一鼓作气，防守则可以蓄气待机。1854年，湘军乘成立之初、斗志昂扬的初气，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肃清湖南、攻克武汉、荡平田家镇，显示了进攻的巨大力量；然而这种好机会没有持续多久，到1855年初，湘军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进攻步伐立即停下来，一万多湘军辗转于赣、皖、鄂，或攻，或守，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太平军进入全盛时期，湘军进入最困难时期。一是湘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面。
二是统一指挥权没有完全形成，进入江西后，曾国藩可以指挥湘军，江西、湖北巡抚以及朝廷都可以指挥，曾国藩真正可以自己指挥的只有李元度率领的一支，只有几千人。这种混乱的指挥体系，往往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甚至朝令夕改。三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他们对湘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支“客军”的基础上，很多方面不给予积极的配合，甚至“掣肘”。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正确的作战方略，将战争的目标始终锁定在剿灭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上，坚守江西战场不放松，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太平天国由进攻转为防守，最后被消灭的过程，正是湘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被动变主动的过程。镇压太平天国，是湘军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终身成就奖。这场战争最后能够以湘军的胜利而结束，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曾国藩善于指挥战争，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攻的艺术
曾国藩并不是天生会打仗，1854年刚出道时，最初的湖南战场一片混乱。失败在乱，胜利也在乱。宁乡、靖港之败，湘潭之捷，都是乱的结果。
宁乡之败。正月，太平军由通城、崇阳进入湖南湘阴、宁乡，巡抚骆秉章派遣王鑫与曾国藩军一同进兵洞庭湖；二月又派储玫躬进攻宁乡。储玫躬接到命令就急急忙忙赶往宁乡，并不派侦察兵去打探消息。当他带领18人进入县城时，只见满城狼藉，一片血腥，原来太平军刚刚攻下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离城而去。等到他安抚一番百姓出城时，与再次进城的太平军撞个正着，储战死。太平军也是糊糊涂涂打了个胜仗，因为担心官军大部队援救，当夜引兵退走。这一仗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吃亏在急于进城、没有侦查敌情的亏。
湘潭之捷。奉曾国藩之命，塔齐布赶赴湘潭驻防，可是他并不知道湘潭县城已经被占领，正在高兴之际，抬头一看满城墙都是太平军，进退不由己，只好猛攻。城上的太平军呢？还是第一次与官军短兵相接，相顾惊愕，看见城外四面山上的树木，以为都是官兵，吓破了胆，弃城就逃。塔齐布就这样轻松占领了湘潭。
靖港之败。开始的时候，曾国藩没有打算进攻靖港，而是想退守湘潭，取进可攻省城，败可退衡阳之策。按照决定，彭玉麟先率五营去湘潭，第二天曾国藩跟进。正在动身的时候，从长沙来了一个勇。他说靖港敌人力量薄弱，机不可失。听这么一说，曾国藩匆忙进攻靖港。这一次，既没有“人算”，也没有“天算”，去的时候顺水顺风，遇到太平军阻击后，一败涂地。各勇纷纷逃窜。曾国藩在岸上立一面旗帜，仗剑督战，宣布：逃过旗帜的杀无赦。可是湘勇根本不怕，他们跑得远远的。这下曾国藩泄气了，跳入水中想自杀，被章寿麟救起。
这几次失败或胜利，表面看是乱，深里看则是求速效。但凡求速效，就不能够从容研究敌情，不能科学作出决策，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857年之前，湘军一直存在这种情况。1857年，曾国藩在家终制，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指挥艺术，认识到轻进的危害性，多次写信告诫曾国荃，要他“无好小利，无求速效”，“千万莫忘”“不求近功速效”，要求他“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形成了自己的攻防指挥艺术。
明确进攻目标，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点。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1852年5月，太平军进入湖南，12月主力出湖南，随即攻陷武汉三镇。次年2月，挥师东进，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九江、安庆、芜湖等军事要镇，3月19日攻克南京。占领南京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作为代表清朝的武装力量，曾国藩与太平军的斗争其本质是维护与争斗国家政权之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这一性质决定了他进攻的目标必须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天京破，则天国灭。这是不容置疑的道理。正如他在给咸丰的奏章中指出：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今之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
“窃号之贼”就是指建立了自己国家与朝廷争权的敌人。其特点：一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不仅有中央政权，也有地方政权，像江西由石达开统治，安徽由陈玉成统治，浙江由李秀成统治；二是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