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另一种是防守。交战双方，不是进攻，就是防守。当其中的一方力量足够强大，甚至略微强大的时候，就以进攻为主；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方就会采取防御的措施，尽可能保存、集聚、扩大实力，等待机会、条件成熟后，展开****。当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战争就会出现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的相持状态。相持状态的特点是攻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守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如何进攻、如何防守，是领导者水平的体现，是一种领导艺术。曾国藩说：
大凡官军与贼，此消则彼长，彼消则此长，断无中立之理。我能进而剿贼，则贼将竭力御我，不暇他窜；我不能进而剿贼，则贼将乘隙犯我，旁出四溢。
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特点，即谁是攻方，谁是守方。当对方力量强大的时候，己方只能防守，甚至于丢城弃池，负隅抵抗。当然，只要不轻言放弃，最后还有翻盘的机会。关键的因素是领导者要善于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中找到正确的攻防策略。忽视敌我力量的分析、比较，一味进攻，或者一味防守，最后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曾国藩有着良好的进攻与防守的理论，并且能够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分析、归纳、总结曾国藩攻防艺术，我们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进攻中防守，防守时进攻。他强调的“主客”、“奇正”、“呆兵”、“活兵”、“重兵”、“轻兵”、“雕剿”与“打行仗”等军事思想，其重要内涵即是进攻、防守并重，或者是注重防守的进攻。
湘军攻防的三个阶段
湘军的进攻、防守与太平天国的进攻、防守休戚相关，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结果。据有关资料统计，太平天国军队人数最多时达到60多万。清朝的八旗兵与绿营兵总共也只有90万人，其中在江南的只有几万人，而且缺乏战斗力；湘军加在一起最多时候是32万，而且分布很广，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只有10多万。形势原本对太平军更为有利，但是，由于太平军多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这种优势逐渐丧失，并最终成就了曾国藩的卓越成就。
湘军与太平军的此消彼长是通过几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个阶段，1844年，为战略进攻阶段。其特点是湘军刚刚组建，全军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锐气可用；太平军的主力集中在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兵力相对薄弱。曾国藩水陆俱进，兵种齐备，战斗力强，虽然有靖港、岳州（岳阳）等小败，但是没有伤筋动骨，所以能够一鼓作气肃清湖南、光复武昌，并且取得了田家镇等胜利。
第二阶段，1855年到1861年8月，为战略相持阶段。总的特点是湘军势力由弱变强，所占地盘由小变多，由疲于奔命到逐渐占据优势，最后湖北、江西依次逐渐肃清，战略重点转移到皖中、皖南、赣东北；太平军势力由强变弱，先后有石达开、韦昌辉、黄玉昆、黄文金（守湖口）、赖裕新（受瑞州）、林启荣（九江）以及杨辅清、李秀成等麇集于此，投入兵力由开始的七八万人发展到十多万人，以至于二十多万。这一阶段，双方攻防不断换手，湘军战败与死亡的高级将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彭三元等，有湖口、崇阳、三河之败、九江之挫，官军有1860年3月江南大营之败等。小池驿、特别是安庆等重要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的开始。
第三阶段，1861年9月到1863年6月，为战略反攻与全面进攻阶段。湘军全面向长江下游推进，北面收复合肥、中间进驻雨花台、东面李鸿章进扎上海、东南左宗棠进入浙江，太平军全面防守，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进攻能力。除1862年秋，发起历时40多天的对雨花台曾国荃军的大规模进攻外，再无大的进攻动作。终于湘军、淮军在1863年底到1864年夏，相继收复苏州、常州、杭州，并最后攻陷金陵。
湘军由偏师而主力，由一域而全境，由局部的胜利而取得全局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结果，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是洪秀全、杨秀清战略思想和太平天国政体设置的失败。洪、杨在1852年攻克武汉后，没有挥师北上河南、河北，进攻北京，攻打清朝的首都，而是折而东下，定都南京，将自己圈定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极小范围之内。为了巩固天京的核心地位，迫使自己在万里长江与清军展开无谓的争斗，而仅仅以林凤祥率偏师北伐，给了清朝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清政府能够从容不迫的组织军队，来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设置的政体是封建皇权与神权合一，其中神权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合时代进步潮流的。特别是它复杂的封王体制，最容易引发权力的集中与内部的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石达开的愤然出走，就是这种体制弊病的具体体现，极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给了湘军以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曾国藩高超的攻防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湘军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力量就很强大，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