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动免了你的职，你好一心一意征剿敌人。
1857年，曾国藩上奏咸丰说：当今时代，没有地方督抚一级的权力，不可以带兵，即使带兵也不能筹饷。曾国藩跟咸丰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要兵权？还是诉苦？抑或是实情实说？咸丰听了这话是很高兴的，并且答应了他终制的请求。削夺曾国藩的湘军指挥权，正是咸丰抑制打压曾国藩的目的。不给他地方大权，曾国藩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他的军队进入江西后，形成了由咸丰、官文、陈启迈、曾国藩、胡林翼多人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硬碰硬的博弈，失败的往往是权力小的一方。这一次，曾国藩成为博弈的牺牲者。
学会迂回战术
权力角逐，真正胜出者，一般是那些懂得迂回作战技术的人，强者与强者争，懂得迂回者胜；弱者和强者争，懂得迂回的弱者胜。以硬对硬，以强对强，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碰的头破血流。讲究迂回，讲究以弱克刚，则常常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在权力角逐场，没有直线可以达到成功的彼岸。
1858年6月，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藩。所谓形势需要，不是战争形势恶化了，相反战争形势较曾国藩离开的时候更好一些，而是湘军各级将领的要求。曾国藩离开后，清廷派遣福兴去统领湘军，表面上，湘军各级将领对他客客气气，实际上，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这让咸丰看到，别人是治理不了湘军的。1858年上半年，很多湘军将领，像胡林翼、李续宾、杨岳斌等都要求曾国藩出来主持大局。曾国藩不出，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人均产生退志。真的湘军首领们集体辞职，回家种田去，那样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屈于这样一种压力，咸丰不得不再次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六月三日接到谕旨，六月七日就动身，干脆利落，丝毫也不客气。这一起身，咸丰表扬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这么一件小事，值得皇帝来表扬？完全不必要。而咸丰居然表扬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咸丰是采取帝王之术和曾国藩周旋，而他的内心未必真的想使用这个人。我以为，这个时候的咸丰，对于曾国藩总的原则应该是：用其力而不用其人。用其力，就是要他做事；不用其人，就是不给予权力。用农民的话说，这是“既要牛犁田，又不给牛吃草”。这是领导者用人的大忌，其结果是牛会因饥饿而做不好事情，甚至懒于做事，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以下是曾国藩东山再起后咸丰对他的调度：1858年5月，曾国藩复出，接到的第一道谕旨就是率领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7月因石达开进入福建，命令曾国藩率援浙之师转而驰援福建。1859年5月21日命令曾国藩“即日统带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据两湖上游之势”。1859年9月，命令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赴北路，会同胜保、傅振帮等诸军并力南攻，与楚北各军呼吸一气，再得和春、张国梁等督饬江南、江北诸军击其东面，翁同书、胜保等击其西面”。
人才有正才、偏才之分，有帅才、将才之分。特点不同，用途不同。曾国藩属于正才、帅才，但是咸丰把他作为一个偏才来使用。正才偏用，无异于浪费人才。咸丰这样使用他，用意应该有两个：一是向全体湘军将士做出一个启用曾国藩的姿态，让他们不要责备朝廷；二是心里面仍然对曾国藩有顾忌，不想委以重任。加之，当时南有江南大营向荣重兵、中有淮北胜保、北有僧格林沁，不倚重曾国藩，也是有其依据的。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1858年曾国藩复出时，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就是石达开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后，成为一支“流寇”，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战略路线，打到哪里就是哪里，飘泊不定。一路经过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最后达到四川。对付石达开，需要一支偏师。咸丰选中曾国藩追逐石达开。这不是曾国藩所需要的。
1858年7月，曾国藩来到巴河，会见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等，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根据他的构思，湘军的终极目标进攻南京，主战场是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战略步骤是由西向东沿长江两岸有序推进。这是曾国藩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曾国藩是意志非常坚定，一旦选准目标，绝不轻易改变。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一战略，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改变之。这是他内心的刚正、内心的倔强、内心的执着，是他自始至终坚守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咸丰的博弈上，他采取了外圆内方的守拙态度，采取了以柔克刚的迂回战术。所谓迂回战术，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答应做什么；你要我往东，我就往东；但是我总要想方设法改变你，最后回到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走的路线上来。他将自己执着、倔强、坚持的性格隐藏于圆融的外表之中，表面上看似随和、随意、听话，实际上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不和上级咸丰发生正面冲突，从而获得咸丰的支持。这是一种大境界、大艺术。
比如援闽。曾国藩刚刚部署好援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