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组建水师，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一切从零起步，要船没有船，要炮没有炮，要钱没有钱，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想办法，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比如战船，采用了几种模型，都不成功；又比如子弹，曾国藩亲自试验，开始用生铁，没有做成，后改用熟铁才成功。筹备粮饷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御贼不难于陆，而难于水；不难于兵，而难于饷。”曾国藩做事讲究充分的准备，他秉着对勇，也是对自己与事业负责的态度，强调：“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特别是对于勇，他十分强调训练，认为“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
”训练时间上，起码要二个月，才可以带上战场。对当时的战争，曾国藩看得非常清楚，与太平军决战长江，“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12月，大多数船还在船厂，根本称不上是炮船，拿什么“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 ？更莫说是，“肃清江面贼船”。所以说，咸丰的指挥纯粹是“病急乱投医”，抓根稻草当救星，属于盲目的瞎指挥。按照这种指挥出兵，带着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善良、纯洁的乡下青年去打仗，不是去送死，又是去干什么呢？而且曾国藩是靠民间的力量、靠自己的募捐组织军队，国家不出钱、不出人、不出力，没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禁不起失败，“如其毫无把握，后此更难措手。”“一经挫损，后遂无继。”所以不能不慎重，不能不拒绝咸丰的瞎指挥。
在拒绝咸丰立即出师的命令上，曾国藩表现出了坚毅、不屈、倔强的领导品格。在拒绝的方式上，他尽量做到有礼有节，滴水不漏，不让咸丰抓到小辫子。
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12月16日的谕旨以及曾国藩的态度。在这道谕旨里，咸丰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发出一连串得质问：安徽形势危急，你按兵不动是什么意思？你想一个人统管几个省的军权吗？不是说你很能干吗？做给我看看！像这样的责备是很重的，一般的大臣哪里受得起，但是曾国藩顶住了。21日，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章，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谈到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州巴河被贼綜占据，必先扫荡鄂境江面，乃能赴”；二是“起行之期必俟粤东解炮到楚，稍敷配用，即行起程”三是“武昌为金陵上游，贼所必争。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后可以进剿”；四是“臣所练之勇，现在郴桂一带剿办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来年正月船炮将齐之时，一并带赴下游”。五是四省合防问题，是骆秉章、吴文镕、江忠源等人提出的，而不是曾提出的。咸丰认为曾国藩是在争权，实际上是误解了他，所以曾又把球踢了回去，最后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之心。他说：
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丰本来是想以严厉的态度来督促曾国藩出兵，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下级竟是这样的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一拳打出，软绵绵的，一点力也不受。听了曾国藩的解释，咸丰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又下旨表扬他说：“汝以在籍人员，能如是出力，已属可嘉！”
一抑一扬，正是领导者惯用的艺术。抑是发自内心的，是维护其政治权威的需要；而扬只是手段，是为了掩饰其抑的心理而作出的虚假的选择。三件事可以看出。一是关于杨健的问题。杨是衡阳人，原任湖北巡抚，退休后在家乡做了一些好事。死后，地方绅士请求将他作为乡贤祭祀，没有批准。曾国藩到衡阳办团练，他的孙子捐银二万两。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特旨准其从祀乡贤，无庸再交部臣核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又不要朝廷出钱出力，又可以起到鼓励地方风气的作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咸丰不仅没有批准曾国藩的请求，反而要治他的罪，“部议革职”，后改“降二级调用”，原来是正二品，降二级就是四品了。一件小事，需要这样严肃处理吗？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打压曾国藩，让他明白，你不过是我的下级而已。二是1854年湖南战事。
1853年、1854年上半年，曾国藩的贡献是很大的，一年湖南肃静、出兵后四次大捷，仅有岳州陆军之败、靖港水师之败。对于成绩，咸丰不予肯定。相反批评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责问他“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靖港之败，对他的处理是“即行革职”，告诫他“不可从事孟浪，再致挫败”。三是攻克武汉后，咸丰开始授予曾国藩湖北巡抚的职务，但刚刚七天，立即免除他的职务。据说，咸丰得到武汉三镇收复的消息时，很高兴，立即下令给予曾国藩奖励，提拔他为巡抚。命令发出后，有人说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带领一支军队这么能战，令人担心。又据说，有人说去了一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本来对曾国藩不满，听了这些火上浇油的危言谗言，咸丰哪里还敢授予曾国藩地方督抚的权力。不仅撤销任命。而且令人好笑的是居然说：我知道你要推辞的，所以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