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有的人生来智商高，读书、写字、下棋等等，看上去他们不要花什么工夫，可是成绩却比那些努力十倍的人要好。有些人尽管百般努力也难以取得好的成绩。这就是智商高低的不同。有智商特别高的人，也有智商特别低的人，但是一般人智商相近。智商相近的人，能否成为优秀人才，关键是后天的教育与学习。这是情商问题。情商高的人，智商一般也可以成为杰出的人才。曾国藩认为：
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中才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也可以由于教育不良的原因，可以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中材可与为善，可以为不善”，关键是教育，“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担当教育的重任，是各级领导者。
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故，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领导兼老师，甚至于兼父兄，数职合于一身。那么怎样去教育追随者呢？主要有五个方法：
勗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乃不虚设此局。仆坐言辞钝拙，不善训迪属吏，常用为愧。若阁下能殷勤教训良吏，则旧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补鄙人所不逮也。
这是曾国藩教导丁日昌怎么教育下级的办法，他所说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
勗之以学，曾国藩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军队变作一所学校，带领有知识的下级军官给士兵讲课，一边书声琅琅，一边炮声隆隆。领导者之间，也常常探讨学习之法，学习之效，使得湘军成为一支学习型军队。
教之以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曾国藩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认为一二人既可以起到转移风俗、形成正气好学的良好风尚。他在《告直隶士子》与《原才》一文中，以及其他地方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原才》一文如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时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很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罗泽南等少数人率先倡导而形成良好的风气，因此而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晚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也是由少数人倡导而成。良好的风气能不能形成，关键看老师的水平如何。他十分重视老师的学习，要求领导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