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表扬沈葆桢“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其旧”，表扬张凯章是“健者，其军亦特为江右官民所敬爱”，赞扬五十岁的萧浚川“英姿尚自飒爽”、刘印渠则是“得贤将领三人（江味根、李明惠、刘岘庄），为他军所不及”。这种对人才近乎“谄媚”、“阿谀”的赞美，出自曾国藩之口，自然可以起到奖借人才的作用。
曾国藩好像永远在寻找别人的好，一见追随者的好，就感到高兴，就逢人便说。有一段时间，他不论是和别人闲聊，而是写信，都要说王鑫是个人才，是个好男子，是个可用之才。王鑫的名声大增，与曾国藩的激励赞扬是分不开的。后来两人政见不同，王不受曾的调度，别人还以为是曾国藩的不是，以为他不能容才。王鑫英年早逝，曾国藩以挽联寄托哀思：“陡惊失万里长城，那堪死后得书，尚题七月初七夜；已拔作一朝名将，未解生前何意，仅容三十有三年。”周凤山才能一般，但是作战勇敢不怕死，吃得苦，曾国藩常常说“凤山可爱”。第一次见到刘锦堂时，曾国藩看出他是一个少年才俊，在日记里记下：“锦堂可爱”的褒奖，并且积极为他筹备饷项，支持他西征。
其次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真正优秀、杰出的领导者对于追随者一般都会有全面、客观、中肯的认识，不会偏执于一端。好就好得不得了，恨就恨得不得了，走极端，都是有失领导风范的。不以私爱用人，不以私爱废人，是曾国藩宏奖人才的特点。他对苛求人才“众长并集，一短难容”的现象很是反感，认为：“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对人才，既要知道他们的优点，也要知道他们的缺点；既要扬其长处，也要包容其短处；既要肯定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希望他们改正，以成大业。对曾国荃的教育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他说：
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当世亦实不多见。然为兄者，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所短。若明知其错，而一概不说，则非特沅一人之错，而一家之错也。
对于曾国荃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由衷赞叹。他说：
记咸丰七年冬，胡帅寄余信，极赞三庵—琴之贤，时温弟在坐，告余曰：“沅弟实胜迪、希厚、雪。”余比尚不深信。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
竭力奖借其才华，但是，对于他的缺点，比如傲气、好财等等，却也严加批评教育。对于自己的弟弟如此，对其他人，莫不如此，像鲍超、李元度、李世忠、陈国瑞、刘峙衡、张运兰等等都是这样。对于才力不足的人，他认为不要紧，关键是立志与学习。他说：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为歉。凡才力得之天禀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据。厉志以广之，苦学以践之，才力无不日长者。水之渐也，盈科而进；木之渐也，积时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渐而已矣。
这种将人才的进步寄托在学习的提高上的作法是非常值得后代领导者效法的。在曾国藩的军营里，很多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并非天生懂得打仗，完全是靠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得来，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奖借法的作用。
最后是重视物资与精神的奖借。曾国藩每月有几天去看操点名，每次他都对成绩好的给予物资奖励。东西未必贵重，金钱未必厚重，但是意义很大，效果很好。他有一个以奖代饷的办法，颇有创意。轮船制造出来后，沿海水师建立起来，船上水勇的粮饷本来已经高于陆军，但是还要求增加。如果继续增加，就会影响陆军的情绪，对水师也未必是好事。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奖代饷的措施。具体是：
鄙意平日可不必加口粮，校技时则可酌加奖赏。人有一一之短长，中等者未必次次得赏，上等者果能次次得赏，则倡勇敢私死士之术即寓其中矣。诚能常得赏，亦与加口粮无以异。而多寡稀稠，由上为政，众人亦无觖望。
这个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效果不错。它可以激发众人的斗志，人人向上，争取好的成绩。对那些技艺差、懒惰不勤者也是一个鞭策与鼓励。不过这样的好措施，过去难做到，现在也做不到，将来恐怕也难以畅行啊！活着的有奖励，死者也有奖励，那就是立祠。一般的集体立祠，贡献大的建立专祠。在封建社会，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奖励与安慰，活着的人也会以此为榜样，努力向上，尽量做好。
教育艺术
曾国藩是相信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的。对于人的智力，他认为也是有区别的，粗略分为“上智”、“下愚”，“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才，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相近之智”。他以围棋与写字做类比论证：
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如何。